写作|专访︱郭强生：每个文本里都有一个“鬼”，重要的是诚实面对( 六 ) 文学|写作|台湾地区|文本|中篇

郭强生：当然没有坏处——从政治上的动能来讲，从象征意义上的可见度也好，但是关键在于真正的实践其实没有那么快。美国1980年代还没有同志婚姻这个说法，他们还处在恐惧艾滋病的时期，还在争取人权的时候，但是我那时候就会看到在纽约的同志社群里， 60、50、40、30、20岁的人都有，那是社群本身的多样性，你也就看到很多五十多岁的人和他的伴侣在一起20年。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同志婚姻，在我看来，早已经正常化，最后只是补上一个就地合法而已。那已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大家都是习以为常的状态。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讲到同志文化，尤其在台湾地区，看到的永远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同志婚姻合法化当然有它的意义在，但是它同时要有很多配套。台湾已经通过四五年了，也并没有接下来的讨论。如果说两人相爱可以成家，很现实的问题，税务、财务、继承，这些要怎么处理？如果他们想要有小孩的话，接下来会怎么办？小孩生下来教育问题怎么办？这样的小孩将来怎么去念书？在学校里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之后，美国才有同志婚姻合法化这一关。台湾在2017年就确定同性恋合法了，可我至今还没有收到一张同志的婚礼喜帖。
某种程度上，整个大环境还是有顾忌的。
另外一个好笑的，我曾经问过一个年轻的学生，说你很棒，每天去静坐，去抗议，你这么支持同志婚姻，那么你要结婚吗？他说，不会。我说你跟你家里人出柜了没有？他说，没有。我问为什么？他说，我怕我父母伤心，会受不了。我就有点开玩笑地说，你的父母会伤心，别人的父母就不会伤心吗？你这是什么双重标准呢？所以有点混乱。
同志议题有时候会变成一个牌楼放在那，我以为年轻一代现在会比较能够开放地去面对，其实并没有。他要当同志，就离家到台北，跟家里切割，很分裂，并没有真的整合。一个同志的人生里，每一块都要能够落到定位，我觉得，那这个身份才是真的身份吧。所以你知道，当时说医疗系统有了伴侣就可以签字放弃急救，那是理想的状况，你不要说同志了，现在我们很多父母已经签了不急救协议，多数的子女也都尊重，但是只要里头有一个子女来医院闹，医生就不敢不急救。这就是我们的民情。
所以，才刚开始而已，还是要有很多的配套才行，医疗的、教育的、法律的、经济的、财产的，现在还没有再继续往下动，就等着看吧。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理解小说中调音师和林桑之间的情感关系的？
郭强生：这个故事，我用调音师的第一人称叙述，在小说艺术中运用得比较好的第一人称，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可信赖的叙述者，因为人在讲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真实的心理状况是要读者自己去分析他讲出来的话，不是他讲的都是真的。更深入看的话，调音师一直认定自己很弱势，又没钱，又没名声，又没好学历，他口口声声感觉林桑有钱，很强势，但是这整件事情都是他在期待发生的，他的主动成分比林桑的主动成分更多，而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否则他一开始在音乐教室碰到林桑那一天，就不会留下那句话：你家的钢琴还好吗？碰到就碰到了，而他却留下这句话，让两人之间有了后续。
一个人觉得自己是被动、不重要的角色久了，心理学上有一种叫“习得性的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就是在一种关系里的无助感，其实并不是真的，而是学习得来的。调音师在碰到林桑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读者可以看得到，他不是完全被动的。所以，他的叙述只是一种单向的口供，并不是完全可以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