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专访︱郭强生：每个文本里都有一个“鬼”，重要的是诚实面对( 二 ) 文学|写作|台湾地区|文本|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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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版《何不认真来悲伤》
如今为什么敢于去面对了？其实那一段时间很重要，就像《何不认真来悲伤》，你就是要面对核心的问题，真正发现你要认真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在写作这件事情上，很重要的是如何去面对，要学习放掉，开始放下。在30岁的时候，你知道在美国，每个地方、每个社会、每个文化，他们都在宣传一些东西塞给你，比如美国有他们认为的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同志团体也在告诉你是什么身份。回到台湾，这些议题也都在。这个世界，有各种不同的观念一直在推销，一直在灌输。那时候三十几岁，很年轻，就觉得到底这是一个选择题吗？我必须要选择自己是哪一边的吗？这么想很容易就被卡住，所以反而停顿让我学习很多事情，放下、放掉很多原来的条条框框。比如说，如果你被这些外界引导，就觉得这是一个选择题的话，那就很糟糕。如果不是根据他们的选择题，那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创造选项吗？我想开玩笑说，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连自己的选项都创造不出来，那么你的创作一定也有问题，你也是跟着别人走，在复制别人的思想。所以，后来理解了这些之后，我才觉得过去所面对的，在《寻琴者》中我创造出来了，就是这个故事说到底层，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故事——那也是很多人读完的一致反应。当你放掉，不要选边站，不要加入一个组织或者体制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很孤独的感觉。但，这是真正放下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沉淀过程，去面对与接受这份孤独感。
澎湃新闻：你是和情人一起去纽约读书的吗？
郭强生：不是，我们是去了美国念书之后认识的。我跟你讲，我去美国之前还是处男，所以那也是初恋。在此之前，对于同志这件事情根本没有真正思考过。当然知道自己的倾向，但我们那个年代——1980年代——根本没什么人谈。
澎湃新闻：所以，在台湾的时候还是比较压抑的？
郭强生：当然。我1982年进大学，完全无知。讲到这里也涉及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后来为什么写作会停顿。在还没有那么大鸣大放之前，你真正最需要、最可能写下来的都是你不能说的，你如果要写作的话，根本就是在讲假话罢了，真正生命的经验你根本不能够写。所以，就像前面说的，要制造自己的选项，而不是人家决定你该不该出柜，要不要出柜。写作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回到自己所相信的，绝对诚实面对自己生命的经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一点都没有做到的话，写作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了。
澎湃新闻：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纽约学戏剧专业？
郭强生：那时候在台大外文系，每一年都有美国交换学者。我大三大四的时候，很巧的连着两年都是耶鲁大学的戏剧系教授来交换，教的都是戏剧。老实说，我在大学的时候不是很用功的学生，只有在这两门戏剧课上，觉得真的学到很多东西，也有兴趣。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在戏剧方面的基础比较好。
1980年代出国念书，很多文学科系的人大概都改行了，跑去念MBA ，念计算机。我算很傻了，我一直是不管写作还是念书，都是为了让自己更了解自己，念书不是念给别人看的，甚至写论文都不是只看外面流行什么或者哪些数据比较好取得，我都是用读书、用写作来解答自己的问题。所以那时候选择去念戏剧，还是觉得比较忠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