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学人｜形式诗学的洞见与盲视：卞之琳诗论探微( 六 ) |格律|写作|梁宗岱|卞之琳|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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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译诗原则
翻译乃是促进现代中国文学之成长的重要因素，功过是非，聚讼纷纭。早在二十年代，徐志摩的《一个译诗问题》就提出过“神、形一致”的严格要求。三十年代，梁宗岱根据自己翻译瓦莱里《水仙辞》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经验，在理论上提供了类似的译诗原则：“翻译，一个不独传达原作的神韵并且在可能内按照原作的韵律和格调的翻译，正是移植外国诗体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 ”《读诗与写诗》论及翻译西洋诗的话题，比较、评骘了一些著名翻译家的功过——
顺便谈谈译诗，或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译诗实在是写诗的很好的练习。朱湘先生的译诗非常认真，格式都求与原诗一致，成功的也不少，徐志摩先生译哈代几首诗，于形式上的忠实以外，且极能传神，郭沫若先生译的《鲁拜集》和《雪莱诗选》也颇多可赞美处。戴望舒先生译的法国诗内容上都很可靠，于中国有一派写诗的影响亦大，可惜都以自由体译出而不曾说明原诗中一部分规律诗的格式，体裁。傅东华先生译的荷马，很使我们失望，因为小调实在装不下雄伟的史诗。至于在中国新诗界相当知名的Ｄ和Ｌ两位先生译的《恶之华》和Ｌ先生译的魏尔伦一首诗令人读起来十分费解，以为大概不失象征派本色，而和原诗对照过后，不能不惊讶，觉得他们不如索性写诗好了。事实上他们在写诗上也确乎有过成绩，也写过些片段的好诗（现在似乎都不写了）。不过如其思想混沌，感觉朦胧，即自己写诗也还是不行，倒难怪读者要莫名其妙了。
“译诗实在是写诗的很好的练习”这话颇有道理，施蛰存在为《戴望舒译诗集》撰写的序言中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一些诗人直接把外国诗译成中文，镶嵌在自家的诗行当中，移花接木，又另当别论了。作为形式诗学的坚定拥护者，卞之琳的译诗原则是：内容和形式上都要忠实原作。据此标准，朱湘、徐志摩、郭沫若博得了他的无保留的赞扬，而戴望舒的法国诗翻译、傅东华的《荷马史诗》中译本由于忽视了原作的格律形式，遭到了卞之琳非议。现代中国译过《恶之华》者不在少数，李思纯、林文诤、戴望舒、沈宝基、梁宗岱、王了一、陈敬容、马宗融等，都在这个名单上。李思纯留学法国，是著名历史学家，后长期任教于四川大学，他的译诗集《仙河集》取材于法国近代诗，其中11首选自波德莱尔的《恶之华》，登载于南京《学衡》杂志，采用五、七言的旧诗形式。王了一是语言学家王力的笔名，他以古风形式选译《恶之华》二十余首，连载于抗战期间昆明的《中法文化》月刊。林文诤在二十年代末期杭州《亚波罗》杂志发表过介绍波德莱尔的长文，他的《恶之华》中译本由李健吾作序，是否出版，不得而知。这里的D先生大概指的是戴望舒，他的《恶之华掇英》径以自由体白话诗形式出波德莱尔诗，不顾及原文的严谨格式。 L先生指的李金发，近半个世纪后，卞之琳在一篇文章里道出了实情。其实，译诗忠实于原作的形式，是卞之琳在漫长的翻译生涯中一贯遵循的原则，据此，他力破“信、达、雅”之说， “直译、意译”之说， “神似、形似”之说。 1981年，他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现代文学研讨会上，又谆谆教导说：
“五四”以来，我们用白话译西方诗，除了把原来的内容、意义，大致传达过来以外，极少能在中文里保持原来面貌。不能读西方诗原文的读者就往往认为西方诗都是自由诗，或者大都是长短不齐，随便押韵或一韵到底的半格律诗，或相反，也就是“方块诗” ，有些写诗的也就依样画葫芦，辗转影响，流弊可知。我一直主张文学翻译不但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诗译了要注明原诗是什么形式（是自由诗，是格律诗，用什么样的格律），特别是在译不出原诗形式的场合。这样才有利于正确认识而借鉴外国诗，适当接受它们的影响，和继承我国旧诗的好传统与发扬我们民歌好榜样，结合在一起，来发展我们的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