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学人｜形式诗学的洞见与盲视：卞之琳诗论探微( 七 ) |格律|写作|梁宗岱|卞之琳|新诗

此文也顺带批评了李金发中、法文欠佳，翻译的法国象征派诗歌误导了不少文学青年，对新诗的形式建设和健康成长，影响很坏。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沿着这条思路，继续指责李金发，认为19世纪后期的法国象征派诗，本来都是格律诗而且条理清楚，合乎正常语法，但是经过李金发文白夹杂的译笔， “七长八短，不知所云，一度影响过我国的所谓‘象征诗’ 。 ”1987年，他总结翻译对中国现代诗的功过之时，重申了《读诗和写诗》的看法，指出：诗是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 “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正如大家公认的，往往不可能，译诗是不得已而为之。 ‘神似’离不开‘形似’ 。翻译对于引进一方语种诗创作的可取或不可取的影响，形式是否相应忠实（即所谓‘信’），不下于内容是否忠实（也是‘信’），至关重要。 ”
四、关于“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省察
《读诗与写诗》也涉及了抗战及四十年代流行一时的歌谣（民歌）写作风潮，作者的态度是“谨慎的乐观”——
似乎诗与歌谣的分家是分定了，将来也许会有新歌谣，但同时并行的也会有新的诗。可是歌谣不是有意写出来的，而是人民大众中自然产生出来的，不能强求。也许人民大众的教育程度高了，修养深了，则他们自发的心声也会变了质吧？还有，中国所有的歌谣，差不多很少不是短小的，轻松的，柔情的，用细嗓子唱的，将来会不会有壮大雄伟的产生出来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诗是会继续写下去，而且还会有许多传下去。自然，写诗或者将变为更寂寞的事情也说不定。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在刘大白、刘半农、胡适等人赞助下，就有《歌谣》周刊和歌谣学会的创办，不过，关怀角度主要是民俗学而非文学。三十年代，朱自清、林庚、梁实秋、朱光潜等关注过新诗和歌谣的关系问题，论争的焦点是歌谣究竟是不是“诗”的问题。在三、四十年代，从文学史角度阐释诗与歌之关系者还有他人，譬如姜亮夫的《歌诗时代的诗》，闻一多的《歌与诗》，朱文振的《诗与歌之分野及其消长关系》等。在抗战及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论争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人号召从歌谣等民间文艺中汲取灵感，穆木天、蒲风、钟敬文、田间、郭沫若、茅盾、王楚材、王亚平就是代表，在创作上还出现了《马凡陀山歌》、《王贵与李香香》等名篇。相比之下，卞之琳对于歌谣的态度就不是很积极了，这与他对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看法有关。在另一场合，卞之琳声言新文学一直受制于西洋文学的强势影响，当下的文艺民族主义倾向他并不认同；他主张从精神层面去辩证地理解“传统” ，他赞同艾略特、里德、史本德等西方现代派有关“活的传统”的看法——
不管作品究竟如何，态度上我是主张拥护传统的。不过我所说的传统，是他们英国现代作家T. S. Eliot, Herbert Read, Stephen Spender诸人所提倡的传统，那并不是对旧东西的模仿。如果现代英国文学，用伊利萨伯时代的方式来表现，除非在特殊场合，这就不能说是合乎传统，而只是墨守成规，是假古董，是精神上的怠懒，是精神上的奴才。做奴才就是不肖，我们求肖就不能出此。到现在，我们只有以新的眼光来看旧东西，才会真正的了解，才会使旧的还能是活的。时代过去，传统的反映也就不一样，譬如，我们倘若生在唐朝，一定写唐诗；李杜如果生在现在，也一定写新诗。中国的新文学尽管表面上像推翻旧传统，其实是反对埋没，反对窒息死真传统，所以反而真合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