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学人｜形式诗学的洞见与盲视：卞之琳诗论探微( 八 ) |格律|写作|梁宗岱|卞之琳|新诗

他强调新诗与歌谣两者的差异性：创作的个人化与大众化、风格的多样性和单一性，可谓中肯，这其中隐含了对歌谣并不看好的潜台词。原因何在呢？我们知道，卞之琳早年在叶公超的授意下翻译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他这里关于传统的看法见出艾略特的影响，在他眼中，传统不是一个描述性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功能性的性质概念，传统乃是活的秩序，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和无所不在的生命力，它与现代超越了狭隘的二元对立，辩证地构成了解释学意义上的彼此渗透。在时代风潮的冲击下，卞之琳保持了自我的独立思考，拒绝俯仰随人，和光同尘。他认为，歌谣等民间形式、民族形式只是空洞的符号而已，不如以实质性的、内容范畴的“民族精神”来取而代之，所以，他在这里对新诗和歌谣的关系不予置评，无非起因于他对民族主义文艺观的抵触心理。甚至40年后，卞之琳在批评那些高呼“民族化”以反对“西化”的新诗研究者时候，仍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在文艺的范畴内提倡‘民族形式’ ，无疑是有道理的。我只是提出这个疑问：为什么不强调一下‘民族精神’呢？”对于歌谣和民歌，卞之琳在解放后的新民歌运动有明确的分析——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学习民歌，要“开一代诗风”的时候，更应该首先学习民歌。可是要我们学习民歌，并不是要我们依样画葫芦来学“写”民歌，因为那只能是伪造，注定要失败。顾名思义，民歌总是人民群众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心声。民歌照例是“无名氏”的产品，集体的产品（也是经过人民群众在传播中集体加工的成品）。我们学习新民歌，除了通过它在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里受教育以外，主要是学习它的风格、它的表现方式、它的语言，以便拿它们作为基础，结合旧诗词的优良传统、“五四”以来的新诗的优良传统以至外国诗歌的可吸取的长处，来创造更新的更丰富多彩的诗篇。
他对“民歌”之本质特征有精准的把握，强调新诗写作的无所为态度和主体的独立判断，反对趋附时代风潮而一窝蜂地写作民歌，指出了新民歌运动应该努力的大方向，苦心孤诣，要言不烦。《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再次批判了盘踞在新诗理论中的“民族化”幽灵：“我们自己写诗，自应讲民族气派、民族风格，只是以求‘喜闻乐见’为名，放纵和迎合惰性，以强调烂熟为流畅，无视‘推陈出新’” ，作者捎带批评了郭沫若晚年的译诗“求民族化以至达到了十足庸俗化的流风” 。 ——毫无疑问，上述这些论断都可看做是《读诗与写诗》在数十年之后的“重光”与“回声” 。
此文发表于开封《汉语言文学研究》第3卷第1期， 2012年。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6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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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学人｜形式诗学的洞见与盲视：卞之琳诗论探微】张松建，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终身职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全球华语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在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七十余篇。出版六部学术专著：《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台北秀威资讯出版社， 2020年）、《重见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7年）、《文心的异同：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 2013年）、《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荣获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度优秀论文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台湾大学担任访问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