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学人｜形式诗学的洞见与盲视：卞之琳诗论探微 |格律|写作|梁宗岱|卞之琳|新诗

本文转自：中国诗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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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是现代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撰写过数量可观的各类文字，集中阐释他对新诗写作的理论认知。这些文章大部分已收入《人与诗：忆旧说新（增订本）》，但仍有一些“沧海遗珠” ，留待有心人的发掘。卞氏第一篇诗论大约是作于1940-1941年之间的《读诗与写诗》，初刊于萧乾、杨刚主编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035期，时间是1941年2月20日。此文向不为人知，我是在2009年翻阅旧报章时偶然发现的，约四千字，篇末有附识：“在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讲，杜运燮记” ，可知是卞氏当年的演讲稿。《读诗与写诗》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针对成长中的新诗提出深刻的批评反思，内容丰富，自成一家之言，一些观点历经半个世纪而毫无“与时俱进”的迹象，而且在卞氏其它文章中不断出现遥远的回声。下面，我从《读诗与写诗》说起，联系卞之琳后来的相关论述，结合新诗理论史上的核心问题，从四个方面，描述和分析卞之琳诗论的荦荦大端，同时对作者的洞见与盲视，做出一己之判断。
一、商略参差新诗律
针对关于诗人身份的偏见和误解，《读诗与写诗》开篇即指出：诗人既非怪物亦非尤物，只是普通的人类一员，不应享有特殊的待遇；至于诗歌写作， “应该根据最普遍的人性” ，诗人应和大家一样去认识和感觉生活，应抱着“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去写作，否则，勉强根据流行观念去写作，就不够真诚自然。从后见之明来看， “无所为而为”是卞之琳矢志不移的原则，六十年后，他重申：“我认为写诗应似无所为而为，全身心投入似浅实深的意境，不意识到写诗，只求尽可能恰切传导真挚的感应，深入浅出，力求达到最科学也即最艺术的化境……”应该指出，《读诗与写诗》批评的对象是当时堪称大宗的“抗战诗” ，我们知道，抗战诗诞生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以其多样化的美学修辞和语言形式参与历史变革，但像艾青、田间这样有成就的诗人并不多见。一些抗战诗技艺贫薄，引起梁宗岱、孙毓棠等“纯诗”论者的不满。不过，梁的观点陈义甚高，迂阔而不切实际，很快遭到大众化论者蒋锡金的反驳。孙的《谈抗战诗》态度倨傲，用词刻薄，旋即激起林焕平、穆木天、艾青、拉特、锡金等一大批人的围剿。《读诗与写诗》对抗战诗的批评还算客气，所以没有招致非议和攻击。接下来，卞氏还陈述了这种看法：诗之为诗，必须具备某种本体论的特质，单纯的外观形式和原初的生活经验不足以成事：“诗情诗意，还不是诗，因为即使是自由诗也还不同于分行写的散文，而单是具备了诗的形体的也不就是诗。 ”这里的潜台词是，从生活经验到审美经验的转化，至关重要。在卞之琳眼里，写诗是一项庄重的事业，是技艺的淬炼，堆砌辞藻、倾泻情绪的做法并不可取，为此他提出忠告：写诗“应该由小处着手，由确切具体处着手。 ”
《读诗与写诗》的中心关怀是：新诗“格律”为何可能，如何可能？回顾起来，中国现代诗学从诗的抒情本质出发，出现了关于新诗格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分别以胡适与朱光潜为代表。胡适的《谈新诗》（1919）强调抒情的自然-自发性及其对于格律形式的革命性突破。朱光潜的《诗的实质与形式》（1928）从格律的普适性和优先性出发，认为依循格律方可更好地完成诗的抒情本职。卞之琳当然不是一位抒情主义者，他没有像闻一多、朱光潜、梁宗岱、梁实秋、叶公超以及后来的吴兴华等人那样，从抒情主义作为诗的普遍原理出发，论证格律之成全新诗的重要意义，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形式诗学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