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辛德勇|乱世功德颂——《刘福功德颂》辨伪( 五 )


《一字石经仪礼》九卷 。
《一字石经春秋》一卷 。 梁有一卷 。
《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 。
《一字石经论语》一卷 。 梁有二卷 。
《一字石经典论》一卷 。
《三字石经尚书》九卷 。 梁有十三卷 。
《三字石经尚书》五卷 。
《三字石经春秋》三卷 。 梁有十二卷 。
关于这《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和各种石经本书籍的性质 , 《隋书·经籍志》复具体讲述说:
后汉镌刻七经 , 著于石碑 , 皆蔡邕所书 。 魏正始中 , 又立三字石经 , 相承以为七经正字 。 后魏之末 , 齐神武执政 , 自洛阳徙于邺都 , 行至河阳 , 值岸崩 , 遂没于水 。 其得至邺者 , 不盈太半 。 至隋开皇六年 , 又自邺京载入长安 , 置于秘书内省 , 议欲补缉 , 立于国学 。 寻属隋乱 , 事遂寝废 , 营造之司 , 因用为柱础 。 贞观初 , 秘书监臣魏征 , 始收聚之 , 十不存一 。 其相承传拓之本 , 犹在秘府 , 并秦帝刻石 , 附于此篇 , 以备小学 。
前后对照 , 这里所说“相承传拓之本 , 犹在秘府”自然是就《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暨各种石经本书籍而言(清刘传莹《汉魏石经考》上篇“汉石经”条、下篇“魏石经止尚书春秋左氏传说”条) , 而《隋书·经籍志》自注“梁有”者 , 乃是出自阮孝绪《七录》以及其他萧梁书目(说见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首《叙录》及卷二九《子部·纵横家》卷末) 。 石经刊刻、竖立于洛阳 , 典午南渡以后便很难捶制拓本 , 故这些石经拓本理应拓制于西晋之时或者更早 , 至迟不得晚于南朝萧梁时期 。
由于时下很多人讲述拓本的起源 , 与事实真相相去过远 , 所以这里在讲述《刘福功德颂》的出现与碑刻拓本的商业性流通状况时附带着先说明一下墨拓之本的历史渊源 。
《隋书·经籍志》所记“一字石经”即东汉熹平石经 , 这也是最早刊刻的石经 。 当时这样做 , 本来是为经书的研读和传布提供一个标准的模板 , 即所谓“正定六经文字” 。 其前提 , 是当时还没有发明雕版印刷技术 。 而当石经刻成之后 , “后儒晚学 , 咸取正焉” , “其观视及摹写者 , 车乗日千余辆 , 填塞阡陌”(《后汉书·蔡邕传》) 。
可全国的儒生都坐着牛车进京去核对这个标准的文本 , 实在也是难以想象 。 拓制技术的出现 , 可以使石碑化身千百 , 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 了解这一缘起 , 就会很容易理解 , 拓印石刻的铭文 , 首先是因其能够完全保存文本的原貌而受到世人的珍重 。
在唐开元年间发明雕版印刷术并从北宋时期起全面普及应用之后 , 石刻拓印这一复制形式 , 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价值 。 这就是它一可以更加真切地保持字划或是画笔的原貌 , 艺术性高;二能够突破雕版印刷版片木板幅度的限制 , 完全按照原来的大小规格和整体形制 , 整幅复制较为宽大的间距或画面 , 准确性强 。
这两点 , 特别是前一点因素 , 致使人们在雕版印刷术通行之后 , 直到今天 , 仍然十分重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十分珍视碑刻拓本 。 物以稀为贵 。 那些早的、好的拓本 , 相应地也就有了更好的价钱 。 好的拓本既然得之不易 , 于是 , 一些心灵手巧的匠人 , 就开始造作赝品 。
这样一来 , 便鱼目混珠 , 真赝杂陈 。 很久以来 , 在碑版拓片的市场上 , 水就一直很深也很浑 , 以至浑得黑黝黝的 , 仿佛深不见底 。 于是 , 行里的黑话 , 便把这种碑版生意称作“黑老虎”——拿他小黑屋做的假活儿 , 活喇喇地吞噬你的钱财 , 就像老虎吃人似的 , 并不像大家从表面上看到的那样 , 只是墨拓的纸本一片黑乎乎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