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为什么是背信弃义之人?汉高祖对后代做了哪些缺德事?(14) _背信弃义

“公乘”也是相当于六百石的“显大夫”，却不在上述律文的保护之列，说明“公乘”并不是社会管理意义上的重要节点，而“五大夫”是，等到汉武帝朝之后，连汉初还保持“贵重”的“卿爵”也不值钱了，满街走了，才会出现“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的情况。
只不过，“贵族”阶层权利的下坠，往往并不只是“制度规定”带来的后果，而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
据《汉书·惠帝纪》记载：
(汉惠帝六年)令民得卖爵。
根据贾谊在《汉书·食货志》中说的：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汉高帝、惠帝、文帝时代的允许百姓卖子、卖爵，都属于荒政的一部分，而汉惠帝五年夏天，刚刚发生了大旱灾，“卖爵令”下在了汉惠帝六年十月至汉惠帝六年六月之间，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这场大旱灾可能持续影响到了当年冬天、次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才因为公私蓄积不足，不得不允民卖爵。
这实际上也反证了汉初高爵者的合法收入、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他们理论上“人君”的层次，而是和其他的编户齐民一样，“民且狼顾”，否则以他们家庭人口占全国人口1:5的比例，一户2000亩土地，还不能为大汉帝国的荒政事业做点贡献?
问题在于没有劳力耕种的土地，有与没有并无区别，汉帝国的老兄弟们既然找不来1500万人为他们开垦3亿亩土地，就更没有办法找来6000万人为他们耕种只在纸面上的12亿亩土地。
另外一种可能就比较有意思了，即“令”民得卖爵，而不是“被动允许”民卖爵，也就是下达了“令”，是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百姓卖爵的程序和操作性，很有可能根本与前一年的旱灾无关。
这种策略与《史记·平准书》中说的：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恰巧可以互为表里，即放松对商贾的管制，具体的措施，正与《韩非子·五蠹》中的说法相合：
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汉初由“食邑分封制”走向“普遍授田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力不足，而农耕人力不足的问题根本无法在保证“军功授爵阶层”利益的前提下解决，两者完全是南辕北辙的矛盾。
这部分“新贵族”的存在，一方面，保障了汉王朝无惧于任何集团外挑战，另一面，为了养活他们，满足他们，也基本掏空了汉帝国的直辖领地的家底。
在汉高帝时代、汉惠帝、吕后时代对于兵事的谨慎，如冒顿单于致信侮辱后，汉廷的屈辱接受，与其说是对自我欲望的抑制，不如说是被分光了家底的无奈。
所以，吕后一朝象征性地“置孝悌力田二千石” ，以为劝农，实质上却是“兴商”，而汉文帝继位后，屡屡劝农，实质上捡了惠帝、吕后的恢复经济的成果，进行贫富之间、农商之间的资源调配，所以才有“入粟拜爵”的盛况。
需要注意的是，《汉书·食货志》记载：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也就是说，到汉文帝十三年左右，“五大夫”爵的权益只能“复”一人，也就是本人不预“徭与役” ，而百姓家中养战马一匹，就可以复“卒”三人，“五大夫”的特权越来越不值钱。
到了汉景帝二年，更是出了“大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