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为什么是背信弃义之人?汉高祖对后代做了哪些缺德事?(15) _背信弃义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汉书·景帝纪》)
过往常说这是“休养生息”的善政，结合《二年律令·傅律》来看，才能明白，原本平民就是二十乃傅，只有“大夫爵”和“卿爵”有特权，为22岁、24岁傅，景帝实际上是取消了这两大阶层的“傅籍”的特权，搞了一个全国一盘棋，也是为了弥补国家可调配人力资源的匮乏。
政治上的影响，我们先不谈，只说经济上的，据《汉书·食货志》：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
师丹的本意是谈兼并，我们看这段追述，却应该看“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也就是说，至迟至汉文帝时代，已经没有土地和奴婢的限制，换句话说，普遍爵位授田制已经彻底废弃，这也与上文中，晁错说“五大夫仅复一人”正配套，如果“五大夫”还要对应2500亩田地，入粟拜爵完全就是个赔本的买卖。
百姓普遍性的“高爵”，也让田宅占有的限额成为纸上的故事，现实中很难碰到头顶，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吴王刘濞造反后，只提到了用金钱赏功，而没有论及授予田宅，这都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商品经济发展，“舍本求末”已经成为潮流。
更凶狠的冲击，来自于皇帝本身，汉惠帝在位赐民爵3次，吕后1次，文帝2次，景帝就达到了8次，比如开国时的“大夫”爵老兵，在吕后时代升爵为“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 ，经过文帝、景帝的10次赐爵，也肯定都到了“五大夫”爵级。
等于说，汉兴之后60年，“五大夫”爵的数量仍然不低于60万人……再加上“入粟拜爵”可以突破天花板，“后子”之外的“它子”也有很大可能性跃升到“五大夫”爵。
汉景帝不仅赐民爵，还赐“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对于原本作为“宦皇帝者”的重要来源的“卿爵”，血统贵族的“蓄水池”，进行了直接干预。
另外，《史记·平准书》上还说：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脩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
也就是说，汉景帝把三种破坏军功爵制的行为都干了个遍，到他公车晏驾时，给汉武帝留下的“五大夫”恐怕得有近百万人，曾经贵重无比，担当秦汉宫廷“宦皇帝者”的后备军的“高爵子弟”，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淆乱乾坤，龙蛇混杂。
更重要的是，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军功爵已经明显摇摇欲坠，《史记·平准书》上的说法是：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徵发之士益鲜。
战争不断的环境下，百姓多卖爵五大夫以“复一人”，甚至导致“征发之士”越来越少，要知道，此时的汉帝国已经是拥有3600万人口的“强国”，竟然混到了“兵员枯竭”的地步，可想而知，之前的军功授爵制已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
要知道，军功授爵制的本质并不是“尚武精神”的加油站，而是一整套社会管理机制的结合体，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农业社会中分散的编户齐民，进行身份的“锚定” ，并进行原始的量化管理。
同时，维护贵族阶层的存在与特殊性。
而汉朝初年对于军功爵制的改造，实质上是在淡化了它的“管理组织”特性的基础上，借用了它的“名” ，执行的利益集团内部的权益分配，而忽略了军功授爵制度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经济制度的事实。
这种原初阶段的主动“误读”和“错用”，造成的结果就是，后惠帝、吕后时代的汉王朝，经济的快速恢复，伴随着社会秩序和政治、军事组织的动摇乃至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