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为什么是背信弃义之人?汉高祖对后代做了哪些缺德事?(13) _背信弃义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汉惠帝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反正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汉高帝十二年五月之后的汉惠帝元年十二月，也就是相隔7个月后，又一次“赐民爵一级”，这回连理由都很难找了，毕竟不过年不过节。
最大规模的“大夫”爵，此时升到了“公大夫”爵，而原本的“大夫爵级”中的“高爵”，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已经全部堆在了“五大夫”爵上。
其实，对于这60万“大夫”爵，5顷土地他们没法完全耕种，9顷土地还是没法完全耕种，而原本“高爵”的“食邑”也不可能有什么增长，只是提升了礼仪待遇罢了。
到了汉惠帝五年，长安城修成，赐民爵一级，两者是否有必然联系，很难确知，但此时， 60万“大夫”爵又升到了“公乘”，即所有“大夫爵级”的军功收益阶层，分别集中在“公乘”和“五大夫”两级里。
以25顷田地置换几百户的“食邑”，不难理解，可如非此次赐爵至吕后元年再次赐爵之间动议施行全面的分级“名田宅”，则“公乘”爵的特殊地位就难以理解，《二年律令》中唯一一个可说的，可能就是“卿爵”后子为“公乘” 。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二年律令·捕律》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的记载：
斩捕首虏二级，拜爵各一级。(《二年律令》)
能产捕群盗一人若斩二人，爵一级。(《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
就会发现，早在《二年律令》的时代，已经施行的是“斩首二级拜爵一级”，完全不能以《商君书·境内篇》中的斩首一级拜爵一级对应解释了。
推而广之，《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的军律规定，至少在制度原则上，就是从汉初发展下来的，甚至可能是从秦朝成熟的军律中继承来的。
而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中又有“凡为公乘者”的残句，以及汉高帝八年对刘氏冠的规定，都说明，“公乘”爵可能存在与军事行为直接相关的界限。只是不为我们所知。
那么，《二年律令·户律》中分级授田的规定施行，就有另外一个时间可能，即吕后元年赐爵后，所有低于“卿爵”的军功授爵者，全部集中在“五大夫”爵，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权利体。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二年律令·户律》有如下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
到了汉昭帝时，标准又变了，见《盐铁论·周秦》：
故今自阙(当为关字)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
之前的文章里，三解曾经引用了《户律》这句话，当时理解有误，成稿会予以修改，即秦朝的“编民什伍”只会针对“民”，也就是“大夫”爵之下的百姓，至少，“公大夫”以上食邑者是绝不会与民编伍的。
而汉初“自五大夫以下”即包含了“五大夫”爵，实质上是将原本的“贵族爵”平民化，其生活居所与编户齐民等同，则完全失去了“宗邑”、“食邑”等等“封建”特权，只是拥有更多礼仪和经济特权的平民罢了。
九
这种特权最直观的就是《二年律令·贼律》的一条：
所殴詈有秩以上，及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皆黥为城旦舂。
“殴詈”即打骂，吏，只要是有秩以上的吏，人身不受侵犯，而“有秩毋乘车者”只是一百二十石的小吏，而官吏因公事打骂五大夫以上爵位者，才与上述相同，黥为城旦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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