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将近两千年的关公崇拜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观念史

“断裂”和“连续”固然各有优长，但是上一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术界响应此说，炒作得最热烈的却是两个观点：
一个是“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说，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诠释西方 18 世纪提出的“中国停滞论” ，还曾通过权势运作和电视媒体的陡然放大，成为学术界一时占据要津的声浪；
另一个是近年有论者提出的“暴君暴民交相乱”说，以此替代 50 年代盛行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说。
两说的立论角度虽有不同，但均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不幸之大因由。我与他们在学术立场上的最大区别就是着眼于“连续性”的合理成分，变“后现代”大批判开路之“解构” ，为对历史持“同情之理解”的“重构” 。目的当然是为21世纪重建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寻找可资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
历史经验证实， “现代化”的国家过程总是伴随着国族（nation-state）凝聚力的增强而非消解，即便是在今日全球技术竞争和贸易开放的时代。而凝聚力则端赖整个民族对于历史传统的共同记忆和核心价值的整体认同来达到的。用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来说，就是：即使每个人都承认国族国家是个“崭新的”“历史的”现象……国族却总是从一个无从追忆的“过去”中浮现出来。 [16]
民国初立，一度曾把关羽、岳飞列入国家武圣祀典。在 1931 ～ 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再次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抵抗外侮，驱逐强寇的精神象征。联系到日人此刻何以会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田野调查，日本学者何以会在同一时期集中发表相关研究论文，[17] 不啻一场学术文化战线的无形争斗。其于现代中国的意义，也还需要今人重新审视和定位。

本文图片

关帝庙最密集的地区——漳州东山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百余年前走上“近代化”道路时，就被误导引入一个“反历史”的文化盲区，这就是其缺少对于历史文化价值体系和英雄榜样的资源整合。
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 ，共同以《圣经》所载“六日创世”“亚当夏娃”和“诺亚方舟”等传说作为共同起源，本无所谓“民族—国家”概念。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各民族历史也端赖口头流传，形成历史与文学的特殊复合体“史诗”（epic poetry）。
在建立近代独立的民族—国家理念（nation-state）的过程中，欧洲不同民族谋求独立自强，形成凝聚，就亟需建构自己民族“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而史诗作为各个民族的文化重要源头，也受到特殊重视，所以才出现了“经典文学”（Classical Literature ，后与当代创作区分，称为古典文学）的名词。
当 19 世纪用科技手段发掘出特洛伊城，被证实“荷马史诗”包含着古希腊信史以后，欧洲纷纷动手在民间独立采集、整理本民族的史诗，作为共同记忆的源头。如英格兰《贝尔武甫》（Beowulf）、法兰西《罗兰之歌》（La Chanson dc Roland）、西班牙《熙德之歌》（El Cantar del Mio Cid）、日尔曼《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和俄罗斯《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ополкуИгореве）等。
研究证实，这些“史诗”反映的历史时段大多为 8 ～ 12 世纪，其中表现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和英雄榜样至今仍被视为具有凝聚力量的根本。
回顾 18 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会发现不仅“先发国家”强化了民族意识；“后发国家”如德国、日本也无不竭力发掘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新兴国家如美国缺乏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但却强调历史人物榜样，树立“爱国主义”典范。而价值观念及其体系正是任何宗教、学术都注重的核心论题，也是形成民族凝聚力不可动摇的基石。

观念史|将近两千年的关公崇拜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观念史｜文史宴( 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