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将近两千年的关公崇拜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观念史

故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成天下也。
我以为，这才是今日文化学者亟应重视的核心问题。大概而言，文化现象虽然呈现出多元散射的状况，但是价值体系——或者如唐君毅先生所谓民族“凝慑自固之道”——却始终是“文化”问题的核心。当我们从多元散射聚焦核心时，就是“文化研究” 。这就是我对“文化”的理解，也是我研究关羽崇拜的主要旨趣和方法。
关羽崇拜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同时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思考。美国学者鲁尔曼（Robert Ruhlmann）在《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专章论述了关羽，认为他是一个“综合型的英雄” 。他既是武士，又是书生，并且具有帝王之相。他的故事说明了民间传说与制度化宗教间的相互作用，也证明着故事文学中的英雄一旦受到官方崇拜，会再影响故事内容。由于这类英雄深入人心，也鼓励官方设法把他们尊为值得推崇的行为楷模。但同时鲁尔曼也陈述了他的困惑：
但关羽所代表的主要美德——忠义事实上有多方面的涵义，彼此很容易纠缠不清，而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关羽的故事说明同时为父母、朋友、君王、国家和正义尽责是何等困难。尽管官方传记编写人做了解释，这位英雄人物仍表现出人生的复杂。 [6]
如果说他与杨庆堃还是从“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两个不同线索展开论述的，带有“古典学派”风格的话，那么近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杜赞奇（PrasenjitDuara）在他著作的前言中，就已自我定位为“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后现代解释” ，强调“‘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 ” [7]
在利用1940 ～ 1942 年满铁株式会社的田野调查对于中国华北农村调查的材料时，他曾设立专节讨论关羽何以成为“华北地区的保护神”问题，且“从历史的角度”对乡村关羽崇拜进行追究，结论是：乡村精英通过参与修建或修葺关帝庙，使关帝越来越摆脱社区守护神的形象，而成为国家、皇朝和正统的象征……关帝圣像不仅将乡村与更大一级社会（或官府）在教义上、而且在组织上连接起来。其实关羽崇拜就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交叉点。
杜氏还主张，尽管社会各阶层对于关羽崇拜的理解阐释或有不同， “却在一个语义链（semantic chain）上连系起来……特定的解释有赖于这种语义链，并在这种语链中产生出它的‘意动力（conativestrength）’ 。 ” [8]
不过限于题目，他没有，也不可能将以关羽崇拜为中心的乡社祭祀变迁清理明晰，更不用说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了。
横跨多学科的关公崇拜研究
明清两代，关羽已经赫然成为国家神，统摄三教，覆盖全国。用句形象比喻来说，仿佛三根支柱搭成了一个房盖。但今日宗教学界各自独立，似乎并不清楚历史上关羽人而神、神而圣的提升过程，反而将之视为“民间信仰” 。
20 世纪 90 年代陆续出版了两种《中国道教史》，一卷本为任继愈主编，四卷本为卿希泰主编，都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却没有用多少篇幅谈及关羽崇拜。
2007 年我曾应香港道教学院邀请，去做过三周短期讲学，也会晤了一些道教界的领袖人物。据他们说是国家宗教局将关公信仰定性为“民间崇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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