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将近两千年的关公崇拜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观念史

现在佛、道、儒三家各有门墙，都在扩张自己的影响，发挥积极社会功能，自然不错。只是忘记甚至放弃了长时期来经过“三教圆融” ，共同建立起来的国家—民族信仰，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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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树铭版关羽
历史学界也与此类似。海外华人史学家黄仁宇就表达过他的迷茫，在从现代军事角度列举了“失荆州”过程中关羽的种种失误以后，他以为：
只有此书（按指陈寿《三国志》）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9]
其实就连开创乾嘉“朴学”先河的顾炎武，也同样于此表示过疑问，他说：
今南京十庙虽有蒋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闻灵响。而梓潼、二郎、三官、纯阳之类，以后出而反受世人崇奉。关壮缪之祠至遍天下，封为帝君，岂鬼神之道，亦与时有代谢乎？
毕竟生活在“神道设教”的时代，紧接着他就找到了原因：
【观念史|将近两千年的关公崇拜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观念史｜文史宴】应劭言：平帝时，天地大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营寓夷泯，宰器闻亡。盖物盛则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经注》引吴猛语庐山神之言，谓神道之事亦有换转。 [10]
信仰亦有代谢，本身就是历史文化演进的正常形态。惟关羽信仰何以能够“与时消息” ， “与时偕行” ，[11] 经千载而不衰，历六代而愈盛，似乎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一个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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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最高的关公遗迹——洛阳关林
如果单以三国史籍立论，后世有关关羽的种种传说故事自然是赝品，不劳分证。但“关羽崇拜”偏偏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历代相沿，积微见著，蔚成大观的。其中传说形态的产生、发展和变异，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陈寅恪在评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对于中国思想史曾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议论，对我启发颇大。他以为：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而真伪者，不过是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12]
本书即秉此宗旨，取法乎上。文学研究过去涉及这一课题，主要是从三国戏曲小说故事分析人物形象，或者是以民间叙事角度，从传说入手探其流变。这当然都是必要的，但也只能反映出近现代关羽传说的形态，而不能体现出历史的传承和曲折。
作为一个长期的，影响广泛的“活”信仰，关羽的形象从来没有封闭凝固在文字或传说中，而是不断发展变化。如何将各个不同时代的关羽形象，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生成的背景之中，凸现其变化的因果联系，以及与同时代其他宗教、社会、民俗、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互动影响，然后又如何展现在文学艺术之中，才是更富于挑战性的课题。钱锺书曾精辟剖析言：

观念史|将近两千年的关公崇拜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观念史｜文史宴(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