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将近两千年的关公崇拜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观念史

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愿望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13]
我自知资质愚鲁，属于“生命和智力严峻局限”者，故须得另辟蹊径，广纳百家，努力突破“圈得愈来愈窄”的研究范围，也从不以某一学科的“专家”来标榜自己。
盖因关羽崇拜民间自有其传承的渠道，包括千百年来口传心授的法则秘诀从未载诸高文典册者。本书引用的历代方志，即是这一类饶有兴味的证据。
我的尝试是在梳理材料，妥贴归置的同时，进行“长时段”追踪式描述。注重从典籍记载和民间资料（包括寺观供奉和民俗崇拜方式）两方面夹击，并重视典籍之外的多重证据，突出关键时期的关键性的细节，力图以多重证据求解这个隐藏着中华民族精神建构的“密码” 。
我所利用的“文本”也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典籍” 。抱着对于历史“了解之同情” ，将地域民俗、历代碑刻、造像艺术等亦作为历史“文本”不可分割的部分，分别置于各自的时代地域环境之中，以便使上层“精英”的论述回复到当年的文化大语境中，复原其本来面目。
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重构”（Reconstruction）。这里主要借鉴了历史学“年鉴学派” [14] 提出问题的方式，以便从关羽信仰的生成发展作为特定视角，在纵向上探索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一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横向解剖晚明政治和财政遭遇到的困境。
这种剖析不免关涉一些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中国社会分期、唐宋及明代的几次社会转型、江湖社会、神道设教、儒学与“政教合一”、中华各民族纷争融合中的汉民族意识形成和发展、晚明商业社会的形成、满族入关前崇拜关公的秘密等等问题，都无由回避。
故笔者也冒昧涉险，从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的只是从特定视角剖析这一问题的症结，或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并非擅作专业性结论。
这种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中国独有的地方志资料和历代碑刻构成了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述说的另一条经纬线，提供了许多丰富生动的细节，足以弥补官修断代史的缺失；而社会学提倡的“田野调查” ，即通过实地考察在民间发现典籍失落的传统，更是可遇难求的新奇体验。
比如 1999 年在香港《岭南学报》发表的文章中，我曾揣测关羽后世的部分神力可能是从毗沙门天王的传说中转移过来的，或者说关公才是唐代毗沙门天王的真正传承者，而不仅仅是道教神话中的“托塔天王李靖” ，但苦无实证。
2001 年9 月在河北蔚县单堠村清代关庙的前檐上，却赫然发现了清代民间匠人“托塔关公”的造像，证实了当初推断不误。人事天机，偶然凑泊，妙不可言。
传统价值助力现代化进程
厘清关羽崇拜的发展演变，曲折细微，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怀古思幽话题，而正是一个关涉“现代性”的大问题。
中国曾在近代饱受凌辱，于艰难竭蹶之中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反躬自省当然是必要步骤。进入 20 世纪，尤其是经历了西方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学者开始以相对平和的心态、目光审视人类的过去，提出了超越19世纪盛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四大文明中心说”和“轴心时代”理论；并且发现中华文明所以有别，是由于西方经历过多次文明“断裂” ，而中华文明则为连续性质的缘故。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曾有文论及于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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