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庄子》中“孔子”思想及其形象的性质和价值( 三 )

“礼丧”与“节葬”之争。孔子重视丧礼，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愉》)当弟子宰我以“三年之丧”久而一年足够时孔子就批评，认为子女应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墨子却主张节葬，认为厚葬久丧之礼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墨子·节葬下》)，浪费大量财力人力，国贫将乱，道德将沦丧，墨子经济开支的角度批评孔子厚葬久丧之礼的社会危害。
“乐”与“非乐”之争，孔子重礼乐。认为音乐可陶冶人的品性。他在齐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于是他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然春秋纲纪崩溃，礼乐终挽不回社会破败的局一面。墨子视“乐”无益，主张“非乐”。(《论语，述而》)原因是乐器制造劳民伤财。
“天命”与“非命”之争，孔子视天为自然的东西。又说“五十而知天命”，人到五十岁对人生规律才有认识。童书业说:“孔子的‘天’、‘命’论有‘自然主义’的色彩与因素。”墨子却不认为命是由天注定的，认为“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即孔子之“命”不见不合于先王古圣，命则使“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仁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如果强行执行的话，就会突发很多其他的情况，这样做有悖于人情和伦理。”(《墨子节葬下》)言外之意，命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并信奉“天命”极大危害。“非命”是墨子的卓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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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上所述，墨子反对孔子虚伪的伦理思想，指出孔子仁爱思想的、血、缘、等级局限，进而将其“仁爱”扩充至“兼爱”而广布天下，并从节俭的角度指出孔子礼乐的社会危害作用;但墨子批判孔子的态度非常不好，故意丑化、恶毒攻击，将孔子描画成奸诈、乱国之贼人，渗透着极虚伪的人格性质。
孔子形象被他弄得一塌糊涂。所以后世儒家对墨子激烈攻击，使之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儿无立锥之居。更重要的，墨子否认孔子的天命观没有先王古圣的依据，可见墨子不具有自然规律的“道”的理念，尽管孔子的知“道”把人放置于天之上，但孔子毕竟有“道”。这一点上，墨子对孔子的批判是只知其然，而庄子则知其所以然。就是说，墨子对孔子的批判是表面的肤浅的，而庄子对孔子的批判却是本质的深刻的。
韩非子对孔子的批评《韩非子》中孔子形象有三:一是作为儒家人物时的无情批判，二是作为历史人物时的赞扬，三是作为法家代言人时的利用。作为儒家人物时在世有论述，作为历史人物时如《韩非子.说林下》:“孔子谓弟子日:‘孰能导子西之钓名也?”
子贡曰:‘赐也能。’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难，子西死焉。”赞孔子有知人之明，兼及人性之优秀。虽夸张但包含部分真实性。作为法家代言人时，有关孔子的行为和理论俱有。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子路作郡令时，孔子知后，“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并痛责斥子路。子路“佛然怒”以仁义质问时，孔子教诲:“由之野也!不亦诬乎!”寓意是子路擅爱鲁君臣民是冒犯君主，不合于礼的。故事地行动刻化了孔子形象的法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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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提倡无条件尊君，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发展到韩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外储说右上》引申子语云“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对此，他十分推崇，认为:“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