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定之自己不收藏文物 ， 但存有一些书画作品 ， 如齐白石、梅兰芳、徐悲鸿等的画作 ， 大多是寿礼 ， 也有部分尺牍、信札 。 老人生前留下遗嘱 ， 将藏品全部捐予上海博物馆 ， 共500余件 。 张旭光坦言：“我外公把东西捐给上博 ， 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 ， 搁在我们家指不定成什么样呢 。 ”他和家人曾经想给老人办个展览 ， 让这位有着“吴湖帆御用装裱师”的名修复师的藏品一见天日 ， 只是一直没有如愿 。
修复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搞文物的不玩文物 ， 张旭光说父亲一生也没有收藏 ， 而且不与人求字画 。 他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句话：名人字画都是值钱的 ， 跟人讨字画就跟向人要钱一样 。
张旭光的父亲张耀选1954年到故宫 ， 起因是1953年故宫筹建古书画修复室 。 当年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也秋定夺此事时 ， 本意是调刘定之进京 ， 但老人时已60有余 ， 来往北京两三趟后 ， 还是不习惯北方气候 ， 故推荐了女婿兼徒弟张耀选 。 张耀选带着一班江苏人才到故宫 ， 成立书画装裱修复室 ， 成为第一任组长 ， 也是故宫书画修复的第一代开创者 。 自此 ， 故宫的书画装裱款式亦以清淡秀雅的苏裱为主 。
故宫是北京唯一一家官方苏裱 。 故宫里的文物主要是为明清两代 ， 宋以前的都是后来征进宫的 ， 还有一些捐赠品 ， 但宋的装裱款式几乎见不到 ， 资料也没留 ， 这一点使张旭光感觉最遗憾 。 另据张旭光说 ， 中国历来对裱画不重视 ， 更重修复 ， 从非遗传承来讲 ， 是有影响的 。
1969年 ， 故宫大部分人员下放湖北咸宁干校 。 张旭光当年11岁 ， 也跟随全家而去 。 在咸宁 ， 他家与解放后故宫第一任院长吴仲超住得很近 。 吴仲超是故宫博物院任职最长的一任院长 ， 平易近人 ， 职工名字基本都能叫出来 ， 世家出身 ， 重视人才 ， 在故宫人中口碑很好 。 张旭光回忆：“他跟我们家关系不错 ， 我叫他吴伯伯 。 他为人踏实 ， 为文物工作做了很多工作 ， 我非常佩服他 。 ”张耀选在“文革”中曾小受冲击 ， 牛棚蹲过一个礼拜 ， 原因就是“不肯揭发反动权威吴仲超” 。
张旭光还佩服刘久庵 ， 我国著名古书画鉴定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 已经故去了 。 在张旭光印象中 ， 刘老做事严谨 ， 从没有把假东西说真过 。 他曾经拿两三件东西请刘久庵给看看：“刘老不说真假 ， 只说这东西能出的话就别留在手里了 ， 我就明白了 。 ”
干这个行当 ， 首先是感兴趣 ， 其次是真喜欢
1971年 ， 长沙马王堆开墓 ， 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在古墓中发现书画作品 ， 急需保护和修复 。 当时故宫人几乎都在咸宁 ， 故宫基本是个空架子 ， “老院长都下去了 ， 院里只有副院长和军代表 。 ”张旭光说 ， “文物局紧急调我父亲回京 ， 我父亲回京后第二天赶往湖南长沙 ， 接任务直接就去了马王堆 。 ”
“但马王堆出土的第一件东西不是我父亲修的 ， 这里面就有个故事 。 ”仔细凝神听故事 ， 只听张老师讲道：“这第一件东西修的不甚理想 ， 因为修完以后卷不起来了 ， 太硬了 。 我父亲去了一看 ， 觉得只能拉回北京修 。 故宫当时两个人去的 ， 他们俩就把画打包 ， 装了个一人多长的大箱子 。 那时候没有托运 ， 而且东西也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 ， 所以特意弄了一个软卧包厢 。 ”
到火车站 ， 出了意外 。 “火车站不让上火车 ， 理由是物件超大 ， 而且过于贵重 。 没办法 ， 当地请湖南省委华书记给批了条子 ， 结果铁道部不买账 。 幸亏院里多了个心眼 ， 我父亲走之前给拿了总理批示 。 当时想的是总理批示能不露就不露 ， 最后还是拿出来了 ， 这才让上火车 ， 把东西拉到北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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