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艺术家进入乡村建设，有什么样的不同？( 五 ) 品青瓷韵|浦沿小学

探讨一种较为“中和”的“乡建之道”
乡村建设的实践会触及两个层面：一层是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因为乡村的未来发展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复兴的成败；第二层则关系到乡村自身的发展及村民或家族的命运。所以，今日的乡村建设，首先要肯定乡村的历史文化逻辑和民间社会的主体价值，从乡村传统文脉价值中提升解救当代社会、自然生态和人心危机的普遍价值，才能减少乡村建设中的文化失当之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各路乡建实践中所存在的历史局限、认知误区、社会条件及介入方式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们应该反思在乡村建设的各路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环境条件、各类主体的不同诉求及由此带来的相应问题，从而认识到不论何种身份和方式的社会介入，都必须尊重“在地”乡土的内生逻辑，避免简单移植毫不相关的外部资源。同时，要把乡村建设放在不同权力关系与文化期待下，推向中华文明精神传统重建的隧道。在尊重和守护地方主体文化尊严的前提下，推进构建社会公平和文化民主的政治理想，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与乡村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对此，艺术家推动的“艺术乡建”在地实践与行动，是努力区别于以上两种乡村建设的不同思路。一方面，它不同于大刀阔斧的乡村改造和简单粗暴的社会治理。另一方面，艺术乡建的初衷不是仅仅满足温饱或发财致富这类单一经济目的和愿景。相反，它是在尊重乡村在地传统及村民诉求的基础上，用情感融入和多主体互动的温和方式，使乡村社会整体复苏，以修复乡村完整的天地人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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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城与乡
需要强调的是，今日的乡村已经已经完全失去了“一方水土”的固有神话，也不再是费孝通在上个世纪所描摹的“乡土中国”，似乎已退出那个“无时态”和“无外部”的背景，而切入到一个“人人都是陌生人”或“人人都是地球人”的时代。这即是说，以往那个“面对面的社群”（facetofacegroup），已不再活在那个“一方水土”的神话中，而是进入到以“移动”的速度和“联通”的广度结构而成的网络世界中……换言之，“乡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击碎了“一个地方”和“国家之中”的神话，而存活在“全球化-地方化-后殖民”时空所结构着的，那个可在“社区-地方-区域”格局中不断自我重构的生命图景。而如果说“乡建”已通过不同的话语力量，成为当代乡村无法规避的生存法则，那么，除了用批判的方式来认清“乡建”的真身与局限外，我们还应积极地在这看似难以扭转的局势和始终都在冒险的实践中，探讨一种较为“中和”的“乡建之道”。
我倾向于文化人类学式的对地方性知识的尊崇及对文化开放性的信任，于是，我也比较倾向于深嵌于地方社会之观念系统、行为习惯、情感模式和日常实践中的那种“互为主体型”的乡建实践。这样的乡建之道，是本着一种对乡土秩序、传统文脉及文化主体进行“礼拜”的心态，而非“治理”或“教导”的心态。同时，这种“互为主体”的艺术式乡建，极为看重文化建构中人人交往及合作过程中的集体智慧与公共能量。而且，它还时刻在不同主体开放性的对话与协商中，不断地与当地人的生活感受和处境共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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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村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艺术届出现了艺术介入社会的思潮，艺术家纷纷走出画室和美术馆，走入社会，积极地承担起促进社会变革的使命。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又重新凸现出来，它要求艺术家必须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看待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这揭示出艺术发展的一个维度，体现出当代艺术所具有的强大理论与实践传统，同时表明中国当代艺术也存在着这样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就是介入社会。艺术介入社会要求艺术家，要表达自己所认识到的社会矛盾，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置放在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