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艺术家进入乡村建设，有什么样的不同？( 四 ) 品青瓷韵|浦沿小学

乡村还包含了国人以及传统士大夫“田园”文化想象
乡村在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在近百年随着时代发展并反复叠加，呈现出更加复杂与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和学者关注与研究。当然，现代化与城市化对乡村的冲击和破坏触目惊心，城乡二元对乡村形成的不平等待遇，过度的城市化对乡村的一味碾压与榨取，以及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从乡村快速地向城镇偏移，大量乡村人口向城镇迁徙，这些都加速构成了乡村的快速衰败与消亡。对此，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绝不仅仅是提供生产与生活的功能性的价值存在，它承载着国人的信仰与礼俗，而近日社会道德的崩溃，与以上价值丧失有直接关系。而且，乡村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的相关意义。所以，乡村对国人的意义和价值非同小可，乡村不会消亡。
而且，乡村不仅仅是作为乡村形态与乡村生活的存在价值，还包含了国人以及传统士大夫“田园”文化想象——陶渊明心中的“桃花源”，也就是“田园”，这个“田园”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世外桃源与精神家园。所以，乡村不仅仅是一个特定村民的家园，也同样是整个知识分子的家园。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乡村迟早将会消亡，在强势的现代化面前，乡村将毫无意义。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让我们警醒，也促使我们思考，未来到底还需要不需要乡村？如果需要，那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乡村？
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很严肃和沉重的话题。今日乡村建设的现实语境，无法离开全球化资本流动、民族国家统一治理与地方社会政治实践的持续博弈。乡村建设也迅速地被纳入到以城市为主体的市场，成为被消费与建构的“异域”和“远方”。当我们谈论“乡村”时，我们就不单是谈论乡村，而是在区域、（国家）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关系中，在世界、国家、资本与地方的关系互动和权力较量中“实践”乡村；也是为了避免这些力量、关系在“实践”乡村的过程中断裂与失衡，避免某些强大权力主体因话语优势，根本无视作为“地方”的乡村中发展的历史脉络、世代延续中的乡村文化与内部生动的文化协商，以及村民间复杂交错的诉求和持续的文化期盼。
纵观眼下的乡村建设，仿佛是一场至上而下的社会运动，人不分南北，地不分东西，真可谓轰轰烈烈持续升温，至今热度不减。不论是专家倡导的乡村“文化遗产”的景观保护，还是基层政权推动的“美丽乡村”基础建设，抑或资本开发的“乡村旅游”投资项目，花样繁多的“村居改造”，以及各类技术层面的“乡村建筑设计”，在这些眼花缭乱并打着“开发”或“保护”的乡村建设中，都不难看出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城市化的进程规律，也难以摆脱资本与权力在其间的强势掌控与恣意横行。通过持续几年的强势发展与建设，尽管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乡村的文化热度与经济的表面繁荣，激励了地方传统的活化与再生，甚至还由此延缓了乡村在都市化过程中被裹挟和席卷的命运，但这些在乡村历史和空间秩序中连续穿行的改造、改革、保护和发展等话语及行动，都不外是现代性话语、上层权力与资本流动共同裹挟与互动的产物。
它们不仅造就了乡村被言说的“语言”，还生产出了“乡村”这一言说主体，并将我们带入一个悖论，即只要一言说乡村，“乡村”就立刻渐行渐远；只要一介入乡村，我们就开始远离“乡村”。所有这些都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基层治理和经济增长。它还具体体现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一种隐而不显的结构性思维，即习惯性地在宏观发展规划的地盘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沉重引力中，重复性地将“乡村”制造成现代化发展和城镇化推进并管制及帮扶的“对象”，并赋予了介入乡村建设和开发者一个冠冕堂皇的合法性理由，以此来作为“介入”乡村的美好姿势。可问题是他们都共同忽视了“乡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所特有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忽视了乡村在整个国人心中寄托与积淀的历史记忆、文化理想、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