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艺术家进入乡村建设，有什么样的不同？( 三 ) 品青瓷韵|浦沿小学

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得时间很久了后，是很难有再有新鲜的感觉了，所以需要一个外来者的眼光，通过持续的行动，激活他们早已麻木的心灵与情感，让青田村民发现乡村生活的魅力和色彩。艺术家要与乡村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互惠”关系，这是基于“文化理解”意义上的介入，重视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关系。无疑，这样的行动，消解了艺术家孤傲于人群且不问世事的特权，而将社会行动作为践行艺术的方式，并将艺术家介入地方社会的能动性及在地生活的生命效应，作为艺术能量的体现。
如何面对今天乡村建设所产生的新问题？
从20世纪20—30年代以社会改造和文化转型为目标的乡村运动，到21世纪以“致富”或“小康”为社会理想的新农村建设,以至今天全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热度重视与参与的乡村振兴之国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跌宕起伏的发展命运与循环往复实践历程，其跨度之长与影响之广在中国近代史上实属罕见。这也充分说明，乡村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发展问题，而是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承问题，也是在面临时代转型时所要作出的选择问题；更是在社会遭遇各种现实危机时，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复杂又无法回避的文化问题。
早期的民国乡建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现代化危机时，大多是怀揣以乡村危机为出发的“忧患意识”，加之以“改造”的举措来达到拯救乡村的目的，才有那个时代众多知识分子投身其中的乡村建设热潮。西方文化的强势威逼及其所促成的革命引力，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崩塌与儒家礼俗的危机。为此乡村建设的前辈们就大声疾呼要全面接受并改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也要保持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他们还倡导中国乡村要建立自己社会的自组织，以有效解决农民的生活和教育问题。就像梁漱溟积极倡导有觉悟和情怀的知识分下乡来帮助乡村办教育，以期解决广大村民由于长期贫困所导致的教育问题。但是，他们怀揣着一腔理想，满腔热情投入乡村，结果却铩羽而归。
梁漱溟先生本人在乡村建设实践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以失败告终。他发出了“乡村运动，村民不动”之感慨，把乡建失败之原因怪归因于乡村的冷漠与农民的麻木。反观今日，大部分乡村建设者所遇到的问题则是“乡建速动，村民被动”。我们如何理解民国乡建先驱者们在那个时代所遇到的局限与困境，又如何面对今天乡村建设所产生的新问题，以及在今天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所应肩负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这些才是我们应该继续思考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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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社会
同样，在有关乡村实践的学术研究领域，作为给予乡村社会秩序重建提供智力支持的社会科学以及研究乡村问题的专家，他们给中国乡村研究带来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及方法论。在乡村研究中，他们习惯性地从乡村的社会结构、功能、规范等方面入手，秉持社会决定论和科学统计法的学科信仰；同时也连带着西方主义的问题假设和思考范畴，对在地社会进行“面面俱到”的条理性分析，但却看不见对具体生命经验的整体性思考。问题是，这类科学主义的知识模式将“乡村”制成一个微缩民族-国家功能的在地版本，且还自信满满地认为能通过短暂的移情式参与到理性主义观察及过后的目的论写作，力图呈现乡村社会的文化原样和真实处境。
然而，将这种带有鲜明西方传统社会科学认知的方法论，连同那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表述，包括“经济人”“理性人”等这类西方现代性观点，都视作中国乡村及乡村人的基本事实来表述，而完全无视乡村社会切实的生活、村民的情感诉求、人文的传统和诗意的世界，即那种由审美符号构建的精神世界及对复兴乡村主体性所具备的深度意义。特别是把乡村当作“遗产”来研究的专家学者，完全割裂和忽略了乡村作为整体性的系统、历史性的延续及其现实性的危机。乡村具有的是“文明价值”而非“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