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古代高士图及其衍变——故宫“林下风雅”展之深度解读（下）( 五 ) 山水|深度|人物画|故宫|题材

这个故事与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当无数人包括宋室王孙贵戚都抱着“顺时而变”的思想在杭州苟且偷安时，李唐以伯夷、叔齐决绝的高隐形象，令少数“不识时务”者的选择显现出辉耀千古的可贵。作品歌颂在朝代更替之际，以牺牲生命的代价坚守对故国的忠贞，使此图超越了一般褒扬“隐逸”、与当权不合作的层面，对北宋末、明末的文人及遗民文化都具有特殊的警喻意义和榜样力量。
就“高士图”而言，两宋可称是这一题材创作早期与后期的重要“分水岭”：将早期“高士图”中的某些题材以经典的形式固定下来予以延续，同时创立新的题材与图式。另外，在“文人画”思想的影响下，在人物刻画方面更提倡“神韵”的传达，在作品整体上更注重背景描绘和氛围烘托，使“高士图”与山水画紧密结合，成为传之后世的典范。
唐以来茶道勃兴， “茶圣”陆羽、“茶仙”卢仝俱为隐士，唐、五代时期不止一位画家创作《陆羽煎茶图》（见前表）。到南宋，描绘卢仝的画作开始出现并增多，如南宋李唐、刘松年、牟益等。现存故宫博物院刘松年（传）《卢仝烹茶图》卷，画破屋数间，绿槐荫浓，老婢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熟，长须侍仆负大瓢出汲。玉川子卢仝倚案而坐，静听松涛，似有所待。其人物形象古朴，用笔细劲，因绢地破损太甚，婢、奴二人形象已不完整。风格近刘松年一派，但不及其《四景山水》卷、《罗汉图》轴之精整峭秀。《石渠宝笈》三编著录有刘氏另一同名卷，应与故宫本出于同稿，唯尾跋不同，已散佚。陆羽、卢仝题材的盛行，一方面由于人们欣赏二者不同流俗的隐逸思想，一方面也与五代、两宋以来文人士大夫追求精致生活的风气密切相连。除读书、赋诗、文会之外，与园居有关的莳花、焚香、品茶、鉴古、赏画等活动逐渐渗透到文人的日常生活中，由此产生了大量表现这类场景的绘画，如马远《竹磵焚香图》、赵佶《听琴图》、宋人《槐荫消夏图》《松荫谈道图》《雪窗读书图》元人《荷亭对弈图》等，可说是成为了元以后文人山水、人物画创作的最大主题。
元赵原《陆羽烹茶图》中所描绘的“俗客不来山鸟散，呼童汲水煮新茶”的情态，时隔二百年，嘉兴鉴赏家、书画家李日华展读此图时，心境与画中人一样，年轻时也是一腔抱负、曾任太仆寺少卿的他，此时并不关心日渐衰危的国事，辞官居里二十余年，每天带着独子李肇亨优游于书画、诗酒、禅茶活动中，成就了他与董其昌、王惟俭等“博物君子”的名声。李氏父子的生活状态，代表了明末文人面对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普遍的漠然与逃避的心态。
有关“卢仝烹茶”题材，传世还有元钱选立轴，然其人物形神乃至笔墨、设色，则为明晚期人学丁云鹏一路。故宫博物院藏丁云鹏赠书画家王时敏《玉川煮茶图》，参用李公麟画风，着力刻画卢仝文雅脱俗的风神。在仆、妪塑造上则借助唐末贯休的梵相画法，脸相变形夸张，状貌古野，线描坚劲而略带滞涩，富朴拙之趣，其蕉石花木则近师文徵明、仇英，此作是丁氏细秀严谨画风之精品。
4.“高士”与“高士图”的符号化
“隐逸”思想循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代的“高士”及隐逸题材的“高士图”因而呈现出各自特点。宋、元以来，不仅早期多有具体人物故事，且以表现最富人物个性的情节和瞬间见长的、狭义的“高士图” ，在描绘人物故事的范围大大收窄了，而且，还出现了大量以“高士图”名义创作的山水人物画。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并不具备故事情节，亦无年代、身份、姓名、服饰、器具及故事情节的具体指向，只是山水、园林之中的点缀即“点景人物” 。虽然它们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文人对政治的疏离，对优美自然山水的亲近，对园居生活的向往，但从艺术欣赏而言，其面目雷同，肢体语言程式化，最终造成“高士”被符号化、“高士图”被同质化的倾向普遍存在，导致“高士图”原本代表的“隐逸”精神内核被模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