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古代高士图及其衍变——故宫“林下风雅”展之深度解读（下）山水|深度|人物画|故宫|题材

“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二期）”正在故宫博物院对外展出，此次展览主要呈现的是中国古代的高士图，分“避世高逸”“晏居幽兴”两个单元。在中国古代人物画中， “高士图”是历代人物画家最为青睐、最能体现其人生理想与情操的绘画题材。纵观晋、唐以来画史所载， “高士图”在传世数量、历史地位和艺术影响诸方面都不可小觑。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刊发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杨丹霞对高士图研究的文章，分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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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赵佶（传）听琴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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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赵佶（传）听琴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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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赵佶（传）听琴图（局部）
三、两宋以降“高士图”题材之流变
宋代的人物画承接了五代十国在绘画语言和形象上的创新以及名家面貌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表现为名家迭出、个性鲜明、注重写实的时代特点。进入元代，由于政治和民族矛盾方面的因素，加之“文人画”兴盛并迅速占据了画坛主导地位，导致彼时的汉族士人对人生抱有一种空幻、冷漠的态度，乃至于对人物画亦皆抱有“方今画者不欲画人事”的弃恶感，因此，人物画坛虽有个别的名家巨匠，但在整体上已较两宋大大衰落。明代初年兴盛的以两宋为宗的“院体”“浙派”刚健婀娜之风与苏、松地区接续元末文人画余脉的淡雅清秀风格各擅胜场，最终“吴门画派”一枝独秀，其在山水、人物画的影响皆延至清初。晚明人物故事画与版画的互动产生了以陈洪绶等人为代表的“变形主义”画风，这种似古实新的面貌则一直影响了到清末“海派”乃至近现代。
具体到“高士图”的隐逸题材，因其内涵的特殊性及早期绘画已然形成的固有模式，其创作技法和表现风格既与历代人物画的发展、演变同步，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趋向。总体而言，按照狭义的“隐逸”及“高士”标准，宋代及后世，这类题材的创作名家、传世作品的数量、题材表现对象的范围等，都较之前大有衰落。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各方面：
1.隐逸题材“高士图”创作的衰落之势
通过对宋代人物画传世作品及《宣和画谱》等著录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虽然这时的人物画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空前繁荣，但“高士图”中的隐逸题材在从事创作的画家、作品数量以及题材范围上均不及前代。
以北宋为例。北宋真宗年间的鉴赏家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录了“圣朝建隆九年后至熙宁七年总一百五十八人，王公士大夫依仁游艺臻乎极至者一十三人” ，其中人物门五十三人，但其作品多为佛道人物、田家人物、寺观壁画，仅从题目分辨，应属隐逸题材者仅见于数件。《宣和画谱》以第七卷记载“宋”人物画家及作品，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即书中包含了五代十国如周文矩、顾闳中等人，而且，记录内府所藏李成、郭熙、王诜等人作品，虽然从绘画名称看似为高士题材，如李成《江山渔父图》、郭熙《子猷访戴图》，但其作者及作品都被书中归为“山水”类，并非人物画，只是画题与隐逸出世相关。另有孙可元，虽然有三件“高士图”题材，但《宣和画谱》对其生平事迹语焉不详，谓“不知其何许人” ，或许此人只是一位民间画师。真正在北宋本朝成名、在画史上有影响又创作有“高士图”题材的唯李公麟一人。邓椿《画继》著录了北宋至南宋初画坛的名家及其作品。所载“铭心绝品”凡一百六十余件，只有两件属高士题材，即“太常少卿何麒子应家”收藏唐末张南本《勘书图》、“蜀僧智永房”所藏北宋惠崇《卧雪图》。而其中《勘书图》严格来讲还不能算是隐逸题材。虽则这些文献记载未必能反映当时的全面情况，但亦可由此见隐逸题材的“高士图” ，在宋王朝南渡前较人物画中的其他题材，其创作总体而言是呈下降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