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古代高士图及其衍变——故宫“林下风雅”展之深度解读（下）( 三 ) 山水|深度|人物画|故宫|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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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竹林拨阮图页
相比之下，同样为“群像式”的《竹林七贤图》，这种呈现东晋士人放诞、简傲个性的作品，在著录和存世作品中日见减少，虽然有个别的纨扇画遗存诸如宋人《竹林拨阮图》等，但总体而言， “七贤”故事包括早期“高士图”中被反复描绘的某些高士如毕卓、阮孚、马融等都已很少出现，而代之以《子猷访戴图》《羲之书扇图》等表现魏晋人率性、风雅的广义的“高士”逸闻故事画。这恐怕与士人们对于“七贤”的态度转变有关，毕竟读书人十年寒窗，其终极理想还是入仕实现远大抱负。从以下明人的议论不难看出中世纪以降士人对“隐逸”、对“七贤”态度的转变：“惟七贤皆有时名，司马氏方收人望以图海内，使其可辅则辅之，不然，君子潜身远害亦自有道，何至废弃礼法，沉湎于酒，欲以此免祸？嗟嗟，岂名教之外别无可以藏身，而先王制礼设法，皆杀身之物乎哉？”
宋以后，文人雅闻趣事成为人物画主题的趋势愈加突出，画家们的选择余地更大了，如描绘东晋名士雅会的《兰亭修禊图》、表现王昌龄、岑参兄弟的《琉璃堂人物图》、表现苏轼、王诜、李公麟等人的《西园雅集图》、表现顾阿瑛、杨维桢、黄公望等人的《玉山雅集图》或《玉山观画图》，以及围绕着历代名士展开的《羲之笼鹅图》《右军题扇图》《敦颐爱莲图》《东坡品古图》《东坡题竹图》等，不胜枚举。如此一来，即便是一些名家创作的传统画题，在如此庞杂、繁荣的情势下也就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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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杜堇东坡题竹图轴（局部）
3.新题材与新技法
人物画与山水画的结合使得唐宋以来文人常常以歌咏“渔父”的诗词表达隐逸之乐的风气，转化为形象的绘画。董其昌曾就《渔父图》的起源与涵义说道：“宋时名手如巨然、李、范诸公皆有渔乐图，此起于烟波钓徒张志和。盖颜鲁公赠志和诗，而志和自为画。此唐胜事。后人蒙之，多寓意渔隐耳。元季尤多，盖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菼间，习知渔钓之趣故也。 ”其言有一定道理，如张志和在与颜真卿的雅聚中不仅咏唱了“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渔父形象，确实也描绘了《渔父图》，郑思肖就有题《张志和渔父图》诗。 “元四大家”的生活区域皆江南水乡，故而他们确也擅长描绘熟悉的场景。但是，如前文表中所列，《渔父图》自魏晋时期起史艺、史道硕、韩滉、卫贤等人就有创作，这一画题的最初缘起远早于张志和，而是屈原《渔父》。屈原作品中虚构了一位与时推移、豁达知命的“渔隐”形象与其本人的坚贞不屈，奋力抗争作鲜明对比，后人由此将“渔父”演变成为“高士图”隐逸题材的典型形象。
两宋山水名家多有《渔父图》题材，如李成《江山渔父图》、许道宁《渔父图》、李唐《清溪渔隐图》《松湖钓隐图》等。可见，《渔父图》创作已从早期人物画转为了以山水为主的山水人物画。元末“四大家”之一吴镇更是以多幅《渔父图》传世而闻名，他借助这一题材，表达“无求道自尊”的隐逸思想，寄托了“只钓鲈鱼不钓名”的抗简孤介，啸傲湖海的胸臆。
另外，不见于早期画史记载的、以陶潜（渊明）为主题的“高士图”此时成为新的隐逸题材。这对于两宋及后世的“高士图”的选题与创作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陶潜的隐遁，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大夫在心怀家国、积极入世之余，也崇尚退隐山林的思想相吻合。历代士人们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在政治晦暗、社会动荡之际，或因宦途失意主动辞官，或为达观知命避世幽居，陶潜恰是其中的一员。他的解印归里，与《后汉书·高士传》中彻底拒绝入仕，不事王侯的颜回、巢父、许由等人的“隐逸”在“初心”和形式上皆不相同，而与“会昌九老”“商山四皓”代表的明哲潜遁，率性逃名或者俟时而动，非时不见相近，是介乎所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之间的适时、顺势之选。即便如此，页并不妨碍他成为千百年来的知识阶层“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保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超脱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