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西欧化与知识分子( 五 ) 福泽|历史观|内村|思想|文明

明治二十五年（1892），在内村为《六合杂志》（四月十五日）写下《日本国的天职》时，他还非常乐观，期待日本能够成为把“机械的欧美”介绍给“理想的亚细亚” ，以进取的西洋敞开保守东洋大门的中介。然而到了大正十三年（1924），再就同一主题执笔时，他认为只有复兴了被全世界抛弃的基督教，才会有日本的将来。而只有在“就算不亡国，也必须抛弃那一等国的地位后” ，日本才能实现这一使命，实现真正的崛起。与明治三〇年代一样，基督教的内在更新与“兴国”含义的转换还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如此，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内村的爱国主义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有了显著的后退。其反政治的能动性逐渐转变为非政治的达观，与此同时，在宗教上的“激进主义”一路高歌猛进，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内村使命观的本质特征。
如果说福泽有着彻底的散文精神，内村是个情非得已的诗人，那么冈仓无论在其生活态度上还是思想方式上，都是个彻头彻尾的诗人。如前所述，天心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有着启蒙精神的影子，另一方面又深深地为浪漫的情感所渗透，不仅如此，我们从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层面上的浪漫主义所特有的“逻辑”印记。
在冈仓天心的使命观和亚洲主义的内里，有一种审美的、静观的性格。冈仓也与同时代的内村一样，用“理想的”东洋与“机械的”西洋对峙。不过，内村的“东洋理想” ，首先意味着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内容，而相对的，天心的“理想”核心，则始终是“美的内容” 。这当然不是在说，天心在与宗教相对立的意义上阐释东洋艺术。不如说天心更强调东洋艺术的宗教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他的宗教概念本身在根本上是审美的，因此也受制于审美。天心将东洋的特色归纳为“对终极和普遍的爱” ，而所谓的终极，正是不知自我与非我有着根本分裂的不二一元状态（advaita）。预言家或加尔文主义者为实现神的意志而一边与“世间”对立，一边为“世间”行动；与此相反，天心的“理想”是通过冥想和出神，按照在“世间”本来的样子与宇宙合一，从而超越“世间”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审美精神与神秘主义非常接近。这一点还孕育了内村与冈仓在接受近代科学思考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在考察这种接受方式上的差异时，不能停留在内村是水产专业学者而冈仓是艺术家这类外在表象，还是应该回到这一点上。

文章图片

冈仓天心
当由革命唤醒的自我意识，在对革命的现实结果或未来感到幻灭后，转而通过在历史世界中翱翔，把过去的时代或人物理想化，试图从丧失中恢复自我，这个时候浪漫主义产生了。要想通过在历史中翱翔的方式，从自我丧失的状态或这种危险中恢复过来，这个“历史”就必须首先是能够给予自我以安定感的“历史” 。而能够提供安定感的，一方面是伟大而富有个性的历史人物，一方面是在变幻莫测的历史中绵延传承的“精神” 。浪漫主义者从历史中将它们筛选出来。而这个筛选始终是立足当下的自我从当下出发所做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者的“精神”里，一方面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拒斥来自历史的压迫感，一方面反过来有一种通过直接体验来使自我与历史形象合而为一的冲动，这两种意识激烈地碰撞在一起。那样热烈地拥护东洋与亚洲的历史与传统的天心，同时又向我们发出警告：不要让“历史的同情心践踏了我们对美的鉴赏力” ，他强调“艺术只有在与我们对话时才有价值” ， “一味地迷恋古人，不重视自身的可能性，是可耻的”（《茶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