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西欧化与知识分子( 四 ) 福泽|历史观|内村|思想|文明

福泽思想中的理性主义部分与非理性部分的结合，也与此有关。在福泽的情感和血液中潜藏着一种古朴的武士气质。不过，他始终把“文明精神”的传教士当作自己的首要使命，原则上尽量不把这种武士的感情直接加以思想化并投放到外部。尽管如此，如果福泽彻底切断了其本性的好恶，与他基于形势认识的发言之间的联系，将一切言行都置于“角色”意识的掌控下，那势必反而会令人生厌。福泽之所以能成功地免于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其秘密就在于他那非理性激情的间歇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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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村鉴三
当内村被一高解除教职，同时又因丧妻而陷入悲痛与孤独时，他在给美国友人斯特拉瑟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必须理解，无论在哪个国家，为了获得政治的自由（liberty）与信教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为其献身的子民都必须接受试炼。我当感谢神选我来肩负此等重任。 ”（《著作集》旧版，第十八卷，着重点为原文所加）内村的使命观，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的、伦理的预言家”的使命观非常接近。他对耶稣与日本这两个J的炽热的爱，和反抗一切迫害时所立足的笃信，都并不来源于如“模范的预言家”或浪漫的泛神论者的那种自我与绝对者的合一，而是出自“神的忠实奴仆”的自我意识。如果说福泽从实用主义出发，相对于“存在” ，更重视“行动”；那么内村则是因为将成为实现神的绝对意志的“道具”当作自己的使命，才去不断追问“应当做什么” 。于是，虽然内村逐渐成了与“西洋文明的非爱国的感化（the denationalizing influence）风潮”做抗争的“极左的爱国基督信徒”（明治二十一年[1888] ，《著作集》旧版，同上，斜体与着重点为原文所加），但这种“极左性”的内在根据却是与下述这种激进性一致：即古代以色列的预言家，为了打破律法的僵化，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不得不与执掌日常祭祀和礼仪的僧职官僚制激烈对立，而这又使他们打破了既有社会阶层和价值阶层的融合，转而走向直接解放下层大众的潜在力量之路。正如内村的“第二次宗教改革”意味着对一切宗教常规的价值颠覆一样，他的“爱国” ，无论在对内还是对外上，也都意味着对世俗、日常意义上的爱国观念的颠覆。最终，内村的“爱国”对内走向了平民主义，对外走向了对战争与军备的绝对否定。
在内村看来， “日本社会上层的一万人大抵是日本道德最低的一万人”（《万朝报》，明治三十年[1897]六月），相反，平民才是“国家天然的贵族”；所谓的战争与领土扩张，带来的并非兴国，而是亡国。诸如“信仰需要怀疑，建设需要破坏” ， “世界只有建立在对立与反对上才能进步”这类内村的逻辑，与福泽的“信之世界多伪诈，疑之世界多真理”或“自由之风气唯存于多事争论之间”看起来非常相似。正如福泽曾说， “日本武人的权力就像橡胶一样……接触到下面的人就会膨胀，接触到上面的人就会收缩” ，并将日本社会的结构归纳为“权力偏重”（《文明论概略》第九章），内村也把日本社会总结为“越往上越受到束缚，越往下越自由”的“倒金字塔社会”（《日本道德的缺陷》，《万朝报》，明治三十年[1889]三月）。他们二人都将个人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与国民的独立内在地相联系。并且，正如前文所述，这里的确可以看到巴克尔和基佐等共同素养的影子。但是，在福泽看来， “世间”与自我的对抗，始终是一个实用主义式的适应问题；而相对的，在内村看来，在“世间”与“只愿与基督同在”的我之间，始终有着日常性与非日常性的绝对的断绝与紧张，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显著的分歧。这一分歧最终演化为各种对照：针对“权力偏重”的均衡论式解决（福泽）和价值颠覆式解决（内村）；以“中等种族”为核心的平民主义（福泽）和以“下层日本人”为承担者的平民主义（内村）；对日本国持续进步的展望（福泽）和对非连续性—末世论的“兴国”的期待（内村）。福泽那基于形势研判，优先选择紧要课题的“逻辑” ，在遇到欧洲帝国主义瓜分亚洲的迫切现实时，迷失了日本的防卫与膨胀间的界限，最终与天心一样，得出了“要想不被战争机器（Juggernaut）的车轮碾碎，只有爬到车身上去”（《在日本看到的现代美术》， 1904年9月，冈仓于圣路易斯的演讲，原文为英文）的结论。正因为内村的使命观是绝对的，不为状况所动，他才能做出预言并发出警告：“坐上战争机器”最终会让日本迎来悲剧的结局。不过，不能忽视的是，即使在内村对权力和统治层抨击得最为猛烈的明治三〇、四〇年代，内村身上也始终体现着一种来自超越层面的“极左”倾向，也就是从反政治立场出发的政治激进主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随着日本和世界在此后的历史方向日益偏离内村的希望与期待，他青年时代里的文明与进步的史观自然会出现后退，那种宗教的末世论也自然终将走到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