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西欧化与知识分子( 二 ) 福泽|历史观|内村|思想|文明

他们还异口同声地批判了维新后开化的肤浅的外在性。当然，他们拿“内在的文明精神”（福泽）或“自我内部的发现”（冈仓）与这种外在性进行对峙时，其间的内核并不完全一致；但例如福泽对“改革者流”的“轻信轻疑”的猛烈抨击（《劝学篇》第十五篇），与其他两人在论旨上形成了共振。不过，在他们身上，日本对世界的自我主张，在另一方面又为世界中的日本这一意识所抑制。日本究竟要通过什么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贯穿于他们使命观的共同质问，也是“独立”理念的归结。这与后日国家主义者“自我增殖式的”皇国使命无疑形成了根本的对照。
福泽在对学问和教育的“启蒙”上，冈仓在对日本美术的振兴上，内村在基督教的“日本化”上，都各自寄托了祖国的未来，并为此倾尽全力。不过，福泽并不是“专业学者” ，天心不只是“美术评论家” ，内村也不是“宗教家” 。不如说三人都是有意识地排除了狭隘的专业意识的文明批评家。他们总是把学问、艺术、宗教等领域里的主题，置于更广泛的文化关联中加以把握，尤其把它们视为国民精神结构的问题，做深入考察。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强烈抵制各自领域里的因袭和形式主义，积极推进学问、艺术、宗教领域里的“改革”之路。
众所周知，福泽在《日本文明的来源》（《文明论概略》第九章）一章中猛烈抨击了旧体制下学问的有闲性和学者的封闭性。但不如说应当注意的是，福泽对“实学”的提倡绝不仅仅是—在德川时代的儒学和心学上同样可以看到的—对“不实用”的虚学的排斥，抑或对那种把学问与生活相结合的观念的继承。根据福泽的说法， “被关在叫作政府的牢笼里，把这个牢笼当作自己的天地，并在这个小天地里苦闷折腾”（《文明论概略》第九章），这种学者的行业性或职业性，与学问的非独立性恰恰是一体两面的。只有将学问从对既有社会关系的顺应，即庸俗的实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在“真理原则”的基础上，学问才能为现实生活带来积极的效果，而这才是福泽实学的“逻辑”所在。
【历史观|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西欧化与知识分子】从天心明治二十四年（1891）在东京美术学校的讲义（《日本美术史》）里对“为了美术的美术”的抵制上，便可看出天心革新日本美术的方向：“如果美术只能使人感到快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那么美术便不过只是一门技艺。恕我无法赞同。美术不仅要做到精美，还要能与当时的最高宗教或最高文学相提并论，否则称不上真正的美术。 ”“为了美术的美术”的主张，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美术至上主义，犹如是与实用主义截然相反的思考方式，但在这里不如说反过来，冈仓正是为了警醒世人“为了美术的美术”有朝技艺主义堕落之虞，而提倡“实用” 。
这里流露出的思考方式，不仅与内村的文学观不谋而合，在某种意义上内村的宗教观本身也有着与其遥相呼应的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内村在与艺术相平行的意义上抵制“为了宗教的宗教” 。不过，内村所谓的第二宗教改革—以激进的“无教会主义”与看上去似乎满足于自我充足的传统和制度的既有基督教教团对峙—不正是对“为了教会的教会”的批判吗？内村反复指出：如果宗教的绝对性转化为了教会制度的绝对性，一方面会造成宗教式的笼城主义，让宗教反而踏上一条妥协与追随权力、财富等世俗权威之路，另一方面会促成令异教的未开国沐浴“文明”恩泽的伪善的布教活动。教会至上主义孕育了宗教家的职业化，而只有立足于对福音的纯粹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宗教本来意义上的“实践”功能—这正是内村从加尔文主义的思想影响，以及对明治时期海内外传教士的真实状态的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探讨至此，这三位思想家在各自职业领域里的基本姿态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上的内在相似性已经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