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西欧化与知识分子福泽|历史观|内村|思想|文明

一
当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这三位思想家的名字被放在一起，我们大概很难立刻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对这三位稍有了解的读者，甚至第一感觉是突兀。这三位思想家不仅主要的活动领域不同，每个人的性格和生活态度都有着鲜明的区别。三人中任意拎出两位放在一起，反倒是对立面更为显眼。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稍作观察就能发现，他们所处时代的命运，在他们彼此的精神上安放了众多恐怕他们自身都未察觉的“内在回路” 。

文章图片

福泽谕吉
论及出身，福泽是丰前中津人，内村是上州高崎人，冈仓是越前福井人，三人均是德川御家门或谱代的藩士，与乘着变革巨浪而意气风发的萨长系人不同，他们或多或少都在维新的狂风恶浪中受到伤害。而且三人都是在大阪、江户、横滨等最早大规模受到“开国”冲击的都市里长大，少年时代就有机会习得出色的外语。最终，内村和冈仓以娴熟的英语将“日本人”和“日本文明”介绍到西欧，福泽则反过来，将西欧文明的诸种范畴极为巧妙地导入日语的文脉，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无愧为欧洲与日本之间最优秀的文化架桥人。再者，福泽终生坚持“布衣”主义，内村自敕语礼拜事件后，成了藩阀政府最尖锐的批判者。三人中离权力最近的冈仓天心，也最终以被东京美术学院放逐为契机，创立了日本最早的民间美术学院。换言之，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中，始终伴随着某种使他们挣脱日本帝国正统范式的冲动，而这正是他们作为思想家的生命力之源。
就连在宗教观上截然相反的福泽与内村，在思想素养方面也共享着如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和托马斯·巴克尔（Thomas Buckle）的文明史这样的重要公共资源。而冈仓与内村在学生时代接触的黑格尔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也形成了独特的“化合物”沉淀在他们的历史观中（尽管对它的活用方法有着莫大的差异），构成了他们的共通之处。论及年龄，内村与冈仓相差一岁，福泽则比二人年长上二十五六岁。时值世界历史的舞台正在急剧转换的1870年前后，这一代沟本应为他们在接受“近代”的姿态上带来巨大差异。尽管如此，内村与冈仓也在成长中充分汲取了维新后的开明精神，他们在这个过程里积蓄的养分直至晚年也未曾枯竭。
对福泽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就内村而言，在他社会思想活动最为活跃的《万朝报》时期，曾说过“历史是人类进步的记录” ，文明的进步与兴国同义（《兴国史谈》）等等。甚至连自称保守主义者的天心，也高唱“明治活跃的个人主义” ，怀抱着对开放文明的展望：“将来之日本非过去之日本。不同于三百年的锁国，如今的日本已成了世界运动之重镇。为了满足外国在贸易方面的要求，必须通晓其他国家的情况和生活方式，要与时俱进。若一味固守旧有的美术，难以在当下生存下去。 ”（明治二十年[1887]十一月六日的鉴画会演讲，《于鉴赏会》，《大日本美术新报》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号）在这里，浪漫的历史意识还未与自由进步的启蒙精神发生彻底的断绝。
并且，这三人作为集国际教养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不甘心只做东西世界的启蒙架桥人，他们将自己对日本的使命与日本对世界的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了终生背负强烈“天职”意识的思想家。对“开国”的必然后果怀有的深刻危机感，和对日本与亚洲的独立与完整的深切渴望，构成了他们思想言论的主导动机。被公认为西欧近代文明领航员的福泽，连他也曾说， “首先要确保日本的国家和人民的生存，然后才能谈文明的问题”（《文明论概略》第十章），并迎头抵制“天地之公道”和“便利”观念等世界主义式的归结，敢于赞同被他称为“偏颇心”的爱国心；以及在“比起冷淡的数理，形同儿戏”的“瘠我慢精神”中，找出国民独立的宝贵能量。而天心则在对亚洲的个性与传统的热情讴歌中，贯彻着“美术乃天地共有，不该分东洋、西洋。宗派乃弊之家宅”（同前，鉴画会演讲），和“我们只有变得更普遍，才能变得更人性”（《有关绘画的近代性问题》，明治三十七年[1904]九月，于圣路易斯的演讲，原文为英文）的普世人类理念，在这一点上，恰好与福泽互为对照。 “东洋各国及大洋洲诸岛的情形又是如何？凡是欧洲人所到之处，当地人民能否保全本国的权利和利益，并真正保持本国独立呢？波斯、印度、暹罗、吕宋、爪哇又如何呢？……所谓开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指该岛土人停止了吃人肉的恶习，能适合做白种人的奴隶而已。 ……但观察今后趋势，中华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 ”（《文明论概略》第十章）福泽的这一叹息，最终成了天心“东洋之觉醒”的煽情呐喊与内村对帝国主义的严厉谴责，回荡在印度和美国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