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在出戏与入戏之间，开辟进入传统戏曲世界的门径( 九 ) |传统戏曲|商伟|了不起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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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诠释人类学之父。 1923年生于美国旧金山士， 1956年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现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术中心社会科学部门讲座教授。其著作应用范围甚广，包含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符号学等领域。主要作品有《文化的解释》、《地方知识》等书。
建立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本身还蕴含了一个比较的命题，因为唯有参照其他的文化和理论系统，才可能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体系获得一个基本定位与认知。一旦脱离他者的参照系来认识自我，就难免会陷入自说自话、循环论证的陷阱。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理论话语本身早已经历了现代学术的洗礼。剔除一切外来或后起的概念，既无可能也没必要。但这同时也产生了一道难题，即陶庆梅在《后记》中所说的“概念纠缠”25 。有关京剧的讨论已经采用了“体验”和“间离”这样的外来术语。它们都有各自的历史，附着了复杂的意义，而且与京剧自身发展的历史也相互纠结，变得难分难解。这双重的历史可谓千头万绪，难以快刀斩乱麻，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更难以对“体验”和“间离”进行重新定义。即便是使用“游戏”这样的本土概念来理解京剧表演，也无法保证不出麻烦。它的内涵和外延都相当宽泛，不易确定；且不说我们还用“游戏”翻译席勒的艺术起源论，由此引出的混乱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问题并不仅见于京剧乃至古典戏曲研究，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我们今天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那么这个“自己的语言”还有待于未来的创造。这当然不排除创造新的概念，例如从京剧表演的经验出发，提炼“观演一体”这样的说法。为了确切而有效地表述对京剧艺术的理解，也无妨选择某些已有的概念，加以演绎和发展，从而赋予它们历史的、理论的解释力。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个关键在于将“规范性概念”（或“分析性概念”）与“参照性概念”做出区别对待。
规范性概念是我们建构理论的工具，务必具有超越具体语境的普遍性。无可否认，每一个概念都有其自身的复杂历史，如果任其陷入历史语境之中，便如同步入流沙，注定找不到建立理论大厦的坚实基础。然而概念自身的丰富历史，又不仅仅是有待摆脱的负担，同时也是构成我们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理论化的过程就势必变成无源之水，如同闭门造车，或营建空中楼阁。由此看来，理论化表述务必在概念的历史性与规范性之间去协商，从而确立一个支点。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而又不乏灵活性的理论话语，既可以提出规范性的命题，也足以应对历史的变化，对历史上的复杂现象作出有效的解释。
与规范性的语言不同，参照性的语言属于我们的分析对象，是他们自我表述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在理解和呈现文化现象时所选择使用的一种语言。例如“体验”和“间离”都属于这一情况，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它们的使用者所持的立场、角度和方法。我们需要把他们采用的这些观念放在其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也就是借此分析使用者的意图、目的和议事议程，同时揭示这些观念自身形成、演变的历史，及其外在条件、特殊性和其他偶然因素。显然，我们在建构自己的理论甚至描述考察的对象时，都不应该不加保留地使用我们分析对象的语言，否则便落入了它设置的陷阱和迷魂阵而无以脱身；更不应该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规范性语言使用，那样就无法对它作出分析并保持批判距离。作为分析对象的语言，它只具有参照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称之为参照性的语言，以避免与规范性的语言发生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