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黄榆&甘家口的雨蒲黄榆的风( 四 )

汪曾祺还重情调。国会街5号院里有两棵海棠花，开花时候伸枝到窗边，他会悄悄折两枝，插在家里的大圆口瓶里慢慢欣赏，闲时画上两笔。
“人家给他的茶叶，盒子是木头的，他在上面画很细很细的菊花，很有点意思，但早就没了，谁也没当回事儿。”爱搞小创作，不愿给生活留白，是儿子汪朗给那时父亲的注脚。
在甘家口阜成路居所住的时间最长
1965年底，一家人再次搬家，搬到阜成路南1楼5门9号。站在楼下，汪朗仰头向上数，“第4层，那就是我们原来的家，也是我妈妈单位新华社的宿舍。”
汪家在甘家口住到1983年，其间曾参与《杜鹃山》等京剧现代戏的创作。80年代重新开始创作后，为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小说作品《骑兵列传》《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也写作于此。
汪朗告诉我们，那时候家里共五口人，房子是小两居，南边一间大房，十三四平方米；北边一间小房，不足10平方，进门是一个小过厅，有厨房、卫生间。家里只有一张小三屉桌可以写字，放在小房间里。这里应该是父亲在北京住得时间最长的一处，条件已经有所改善。
新华社分房当年很有意思，汪朗回忆，标准完全按照人口，“我们住的单元规定是四口人一个定额，我们家是五口人，多一口，就把我拨到楼下和一个三口之家合住。”汪朗形容当年觉得特别难受，很不愿意跑到人家去睡那一张床，能不去就尽量不去。这样住了两三年，1968年汪朗到山西插队，回来才不跟人家掺和，但经常在家打地铺，或者睡钢丝床。来亲戚更热闹，过道里、桌子底下横七竖八地打地铺，“也过来了。”汪朗说。
汪朗1978年通过高考，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本来可以住校，但他愿意住在家里。大妹妹兵团病退回来，小妹妹在工厂上班，住得比较挤，也闹出不少趣事。
“我小妹妹三班倒，上夜班之前要在小屋子里睡会儿觉。那时候老头写东西有点上瘾，我小妹妹睡觉的时候他进不去屋，就门里门外地瞎转悠。一会就问‘几点了，汪朝是不是该起来了？’我们说‘早着呢，你消停会儿’。他定不下来，等我妹妹一出门马上就蹿进去，把纸铺开开写。”汪朗形容那真是叫奋笔疾书。他开老爷子玩笑，说看老头没地儿写东西，就跟憋着蛋的母鸡找窝似的。后来家里人就叫老头“下蛋鸡”，汪曾祺开始不认，后来也跟着闹：“你们别闹啊，我憋着蛋呢，我要下一个大金蛋给你们。”逗得全家哄堂大笑，汪朗喜欢“这没大没小”的家庭氛围。
在甘家口，汪曾祺还写了大量有关居住地的文章，有小说、散文，也有旧体诗。
有一篇名叫《天鹅之死》的小说，汪朗记得清楚，写的是1980年前后玉渊潭飞来的两只天鹅被射杀的故事。汪朗读来感觉文风有些偏离父亲的一贯风格，显得感情过于外露。
汪朗回忆：“那时候玉渊潭公园不收门票，随便出入。老头有一段除了写检查，没有太多事，早上起来常去遛公园，大概他是亲眼目睹了这件事。他特别气愤，认为人们的向善爱美之心都被折腾没了。《天鹅之死》应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绪中写成的。”这阶段写的散文也多，好几篇都是遛弯时的偶得。“他没事就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闲扯，有遛鸟的，有养蜂的，有钓鱼的，从中获取了创作灵感。”
蒲黄榆路9号楼房屋尚在，他人居住
1983年夏天，汪曾祺一家人搬到蒲黄榆路9号楼，直到1996年年初，住了12年多。
刚搬来时，蒲黄榆路周边全是菜田，“真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孤零零的三座塔楼，但在这儿老头算是住得比较舒心。”汪朗说，房子是小三居，总面积不到50平方米，舒心之处在于他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虽然还兼着卧室，也很小，但有一个书柜、两个沙发和一张比甘家口书桌大一点的写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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