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黄榆&甘家口的雨蒲黄榆的风( 二 )

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劳动，家里人主动退了河泊厂的房子搬出来，“母亲觉得再住着心里不舒服”。从河泊厂搬走后，汪曾祺在北京就成了无房户，汪家以后住的房子基本是夫人施松卿所在单位新华社分的宿舍。汪朗开玩笑说：“这是我爸的一个痛处，有时候我妈让他办点事儿，他一耍脾气，我妈就说：汪曾祺，你别狂，你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住的都是我的房子。我爸就乖乖地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汪曾祺下放，夫人施松卿带孩子们暂住在国会街5号的门房里，“是一间小黑屋，四五平方米，只能放一个五斗柜，一张双人床。那时候我们四口人，我上小学，是长期住户，两个妹妹周末回来，就搭两个长凳、两块木板，把床加长一点儿，勉勉强强地睡下。”汪朗说，汪家四口在门房里住了一年左右，又搬去了新文化街文昌胡同8号。
新文化街文昌胡同8号
只留有一座大门
文昌胡同8号，汪朗的印象中父亲没有常住过，只回来探过几次亲。8号曾经是一所大院子，现在是9号。老房子只剩了一个大门，很高大。汪朗、刘阳夫妇站在门前仰望，一棵大槐树探出门楼，汪朗说，里边不知道什么样了。他回忆，过去院里三面是平房，北边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楼，大概住了二十来户人家，有公用的厨房、水房和厕所。他们家和另一户人家构成一个单元，相互有什么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汪朗清楚记得，邻居家有一个小女孩高自己一个年级，有一段早上五点多就诵读《歌唱祖国》，他躺在被窝里听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年上语文课时老师让背诵这篇课文，他不打磕巴地背了出来，因为早就听会了。
汪朗对父亲第一次回来探亲记得挺清楚：应该是1960年的春节，一大早他就到家了，穿得跟土猴似的，很兴奋地跟我妈说他的劳动情况，说在那儿冬天去公厕刨大粪。我妈觉得不可思议，说多脏啊！我爸说，没事，都是冰碴儿，一掸就下来了。
还有一年夏天汪曾祺回京找工作，停留时间较长。汪朗回忆：“我们家那时不开火，都在食堂吃。我爸回来时商店没什么蔬菜卖，就包茄子馅饺子，挺好吃的。我妈是个热心人，让他再包一次请同事来吃，结果砸锅了，煮出来一锅片汤，饺子全散了。我跟妹妹中午兴冲冲跑回家想吃饺子，结果吃了一碗片汤。爸妈他们俩还总结经验，说是面太差了，缺少黏性。”
这一段时期汪曾祺的创作较少，汪朗也很少听他说起写文章的事，但下放劳动积累的生活，无疑为他以后提供了不少创作素材。“他在张家口的经历也有一些经典作品，比如《七里茶坊》，写到了冬天刨冻粪的经历，有人认为那是他最好的小说。还有他在果园劳动时候写的《葡萄月令》，也是美文。”
汪朗坦言，自己也下过乡劳过动，干完活累得比狗还不如，没有任何想法，父亲却能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还葆有对生活美的感受，而且用那么纯粹干净的笔触将其表现出来，实在是难得。“如果过得很顺心，写点美文也就罢了，他却是在累了一天之后写啊。”汪朗的感慨，也引起了会员们的共鸣。
国会街5号宿舍成了绿地
从文昌胡同步行，走到宣武门国会街5号。路上经过汪朗就读的小学石驸马一小，旁边是石驸马二小，原为一座郡王府，也就是现在的实验二小。汪朗告诉大家，自己对这里的胡同熟极了，小学同学都住在这一带，而新文化街原来叫石驸马大街，因为这里住过一位石姓的驸马，新文化街是后改名。他看到一个门洞，忽然转头问夫人刘阳：“这是咱们的少年之家吗？好像也变了。”原来他们都曾作为新华社子弟在里面吃住、学习过。“我们也几十年不来了，只是偶尔坐车路过。”

蒲黄榆&甘家口的雨 蒲黄榆的风(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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