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问题是个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 七 ) 问题|中国|文扬|运动|理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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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社会（资料图）
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对自身的认识往往是在与“他者”的对比过程中逐步深化的。文明之间的对比也是一样，对于中华文明，只有把视野放开，充分理解其他文明的移动和迁徙性质，才能充分明白自身的定居性质。日本丽泽大学教授松元建一在2002年写过一篇《解说——关于“定居”与“移动”》的文章，文中说，他是在北非撒哈拉沙漠旅行时突然发生“顿悟”的。
当时的他第一次意识到，在广大的阿拉伯世界，非定居的四处迁徙生活形态才是一般的生活方式，而相比之下，日本人这个以“在一个地方努力”为通俗道德的民族，其实反而是一种特殊。于是他建议，在关于“何谓日本”的问题上，在还原为“岛国”和“水稻”这两个要素之外，应该再加上第三个要素“定居”[ （日）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1月， P264] 。
他的这个认识过程，显然也有助于中国人对于自身文明的深入理解，日本文化不过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如果用同样的还原法归纳中华文明，去掉“岛国”这个特性，不过也就是“农耕”和“定居” 。
反过来，从阿拉伯世界的角度往外看也会得出它的“他者”观察。被汤因比誉为“历代最卓越的历史学家、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的伊本·赫勒敦在他的名著《历史绪论》中，也是用定居和游居作为人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永恒的二元划分。他将定居者称为“城镇人” ，所有城镇人都是沙漠这个“文明的蓄水池”养育出来的，是作为原始的游居者社会的延续。
在他看来，城镇人离开了游居社会后就因为生活舒适而变得腐败，感染了坏品质，而沙漠中的游居者则“比定居居民更好，因为他们更靠近最初的土地，更能远离那些已经污染了定居居民心灵的邪恶习惯”[ （突尼斯）伊本·赫勒敦著，李振中译《历史绪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 P154] 。
不仅阿拉伯人的世界观是这样，欧亚大草原上的人也是一样，位于中国北方那些自黄帝以来即伴随着中国历史全过程的草原民族，在看待分布在他们南方广阔土地上的各民族时，眼中的“他者”们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呢？区别于他们自身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不过也就是“农耕”和“定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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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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