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悲欣交集，我写每部书都怀有这样的心情( 三 ) 阿来|问题|写作|心情|作品|世界

再后来两年时间过去，我突然意识到我写了一个地方的地方史。《尘埃落定》是写了一个旧制度的湮灭，有一句话“不破不立” ，破是破旧的，房子已经很腐朽了，外来一个力量轻轻一推就倒了。难的是新中国的建立，具体来讲是我们这个村的建立，这个部族如何走向新生。把它放在聚光灯下，新的成长比旧的摧毁、旧的湮灭难度大太多，和平建设时期生命财产的代价，远远大于之前的战争时期。
所以我想，我要换一个方法，但仍用一种非常真诚的态度来写上个世纪，更加漫长、更加艰苦卓绝的一代一代人挣扎着、摸索着、试探着，走向新生，催生新的生产方式，催生新的社会形态，更重要的是催生新人。新社会来了，人还是旧的，穿上军衣、当了干部还是旧的，哪天这些人真正把思想、情感、方式都改过来，才成为新人。
他笔下机村的代表人物，是极其高贵端庄、从容大度的
阿来：都写50年，前50年一本书就解决了，而且写得那么清楚。写《机村史诗》，一个村50年的新生史，是那么艰难，大概每10年一本，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看到新社会将要呼之欲出。到今天又过了20年，脱贫攻坚结束，进入乡村振兴，这都是非常艰难的历程。但这本《机村史诗》只写到2000年。
其实边地重要的不是它的表面，而是它内在的历史。一旦深入到内在历史，你觉得这还是边地吗？我们经历的那种艰苦的从旧到新的历程，每个人的历程没有太多区别，方式不同、方法不同、具体而微的问题不同，但那个艰难的程度，那种变化的本质性的痛楚，和真正新东西产生带给我们的欢欣，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达到顶了。我在写第三卷的时候，正在美国旅行，美国人问我说要去哪个大城市，我说“不，我要去看你们的乡村” 。从北卡罗来纳到印第安纳、科罗拉多一路旅行，跟给我当翻译的教授，我们一起换着开车，穿过美国南部中西部的所有乡村。晚上我在旅馆里写《达瑟与达戈》。奔跑在美国现代化的农田沃野中，回想我自己70年代的艰难生长，我突然觉得有些就像经历生死一样。有大师在临终之前写了四个字“悲欣交集” ，我觉得我每部书都怀有这样的心情。
主持人：阿来的这些作品，给我们当代文学甚至世界文学提供了很多新内容，独特性恰恰就是从这里来的。
何向阳：我觉得阿来的写作，确实呈现了非同一般的价值。刚才谈到乡村叙事，乡村叙事在主流文学史上似乎一直是一种内地叙事，无论是鲁迅写的鲁镇，还是柳青写的乡村，又或者是路遥写的乡村，都是一种文化形态的乡村。但我们的文学史其实缺了一大块，除了这些我们看到的中原的乡村，或者浙东的乡村、陕北的乡村之外，还有大量的边地的乡村，对它的叙事我觉得在文学史中是缺失的。因为有了阿来，在世界文学史上，他一个人能撑得起对乡村叙事的视野拓展。
刚才也谈到阿来写乡村，具有社会学的价值和历史学的探讨角度和功能。在这之上，刚才也谈到人类学，还有审美的意义。他笔下机村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极其高贵、端庄、从容、大度的，乡村在几十年的推进中，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全球化等语境，但这些人、这些种子自我有一种内发力。我们看到乡村，谈到这些新人，刚才他说的《达瑟和达戈》，他们都是内守高贵的，他们在不同文明面前有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这是一种文化自信，这是和世界的文明对话，就是我能构成和你的一种对话关系，而不是我服从你，或者我单纯地去学习你、迎合你。这写出了一种种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