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国画周刊】方闻｜超越再现：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导言( 三 ) |导言|书法|画家|方闻|中国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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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奔龙》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
再看这里一尊六朝的怪兽《奔龙》：图中奔龙张着大嘴，身体屈弓，尾巴高翘，昂首阔步，与汉代的龙马遥相呼应。马与龙两者均以圆浑的形状和流转的曲线来造型，在空间上有一种盘旋扭动的效果。汉代砖画那种浑穆雄强、时粗时细的优美线条，塑造出一个流畅而又紧凑的动物形象，表现出了它的速度与运动。为了描绘那种天上的龙马，艺术家构想出一种龙一般的形体，这实际上是一种超自然的神兽。
这种马的图像与龙的图像之间的紧密相似性，揭示出艺术再现中的一条真理：艺术家的作品既非来自于生活，亦非来自想象。他们一方面依靠图式，将视觉形象转换到画面或者雕塑上去；另一方面从文化上遵从与想象相关的固有意义。 E.H.贡布里希在《艺术与幻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一书中，将艺术家的工作定义为“先制作后匹配” ，通过一个“图式与修正”的过程来实现。
贡氏汲取了一位古希腊艺术的研究者伊曼纽尔·罗威的理论，将艺术中的自然表现问题概括如下：“古风艺术是从图式开始的，即仅仅从一个角度去勾画对称的正面人像；自然主义的成功，可以看作是由于对现实的观察而对图式逐渐修正的累积。 ”古代汉画中腾越之马的形象一旦创立，就成为一种基本图式，为后世的中国艺术家所遵循，对此他们能做的仅是一些逐渐的变动。这种写实再现手法渐趋完善，在宋代达到了巅峰，直到元代以后，随着对书法性和表面抽象的强调，回归到了象征性的表现上来。
中国早期的人物画，从公元前3世纪的汉代到8世纪的唐代，其发展历程正与所谓“希腊的奇迹”或者“希腊的革命”类似，人物造型从呆板的古风式正面律中苏醒，成为有机相连的、能在空间中自由活动的形象。山水画则从汉代到宋代末年，即13世纪后期图式化的山树母题再现，发展成一种幻觉性的空间创造：运用透视短缩法，一块整一的地面处在空间性的退缩之中。
发生在13世纪末与14世纪初，中国画从写实性的再现到象征性的自我表现的转变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中，既是一种产物，也是一种变革的工具。在唐代，贵族统治阶级在视野上是世界主义的；唐代的叙事性艺术，服务于国家礼仪与教化的需要，表现了皇帝与武将的奢华世界。
北宋早期，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与势力强大的新儒学运动的兴起，画家们从对人类历史的叙事转向了广阔无垠的自然天地。北宋这种宏观的自然宇宙观到了南宋，被绘画中的一个反省时代所取代。当时的画家们转向了内心，把花草树木作为揭示精神图景的象征。元代，随着蒙古人的入主这种象征性的自我表现趋势愈加流行。当写实性的自然再现让位于象征性的孤树、竹石和花卉图像之后，绘画变得与书法等同了。然而，当图像承载了太多的象征含义后，倘无语言的帮助，它就不复可解了。元代文人画家通过在画上题诗，运用文字和图像创造了一套话语，一种语境。
虽然书法化风格兴盛于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然而却深深根植于11世纪北宋晚期的文人士大夫艺术之中。这是一个政治与道德出现危机的时期，书画艺术日益处于朝廷的控制之下。这些文人士大夫、宋代中国的知识精英脱离了官方正统，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士大夫画艺术，亦即元代文人画的前身。北宋末年的士大夫艺术家像苏轼、李公麟和米芾这些无与伦比的天才，从政治中隐退，过起了一种梭罗式的隐逸生活。他们遁离世务，往往皈依了古代神秘的道家哲学或是印度引进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