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国画周刊】方闻｜超越再现：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导言 |导言|书法|画家|方闻|中国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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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再现
——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导言
文 /方闻
无论是谁，只要他见到过14世纪元代的文人山水画，就会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与宋代早期的雄伟山水画造型全然不同的另一派天地。后期中国画所展现的，是作为个体的艺术家，他用饱含巨大热情和专注的文字与图像在言说着——他的声音，在我们今人听来，令人信服并产生共鸣，甚至颇具现代性。早在14世纪，绘画艺术就出现了如此个性化的表现，确实让人惊奇。叙述并且设法阐释这种现象，便是撰著本书的目的。
也许，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明像在中国这样，艺术在社会和文化中，被有意识地赋予如此重要的地位。帝王贵胄不仅热心于赞助扶植艺术，而且往往本人还是出色的艺术家。皇家翰林院的艺术，不仅是诗与美的艺术，而且还是道德和政治理想的艺术——其基于新儒学“文以载道”的主张，然而其附加的指令，即这个“道” ，必须是由国家来代表。
【方闻|【国画周刊】方闻｜超越再现：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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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倪瓒《修竹图》纸本水墨
51cm x 34.5cm137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原则认为， “游于艺”是一个人道德自我修养的一种有效途径。实际上，把个性主义艺术家视为文化英雄这种观念，取法于古代样板，即将隐士视为国家儒家道德良知的体现。这些隐士，在政治动乱的时代，即被视为反抗暴政的一种象征。 13世纪遗民文人艺术家郑思肖，曾经如此描写他们：
人仰先生如在天上，尚见其标致，散而为清风，并仰怀许由、伯夷、叔齐、屈原、子陵辈，其意远矣。大丈夫焉能尾尾于人之后乎。微斯人出，后世皆走于威福之下，足以杀其心而役之。
在中国，孔子最早阐释了文艺表现的问题：“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与此相类， 5世纪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就诗歌中情感反应的表现问题，曾写道：
大舜云：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1279年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自找表现或曰“言志“ ，便成了绘画中的首要动因。实际上，被异族统治之后的绘画，变化竟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图绘艺术。如果说宋画是以再现客观世界为主旨的话，那么元画则标志着这种客观再现的终结，元画的真正主旨是艺术家对其所生活世界的内在反应，鉴于所描绘主题的含义，由于个人性的和象征性的关联面变得复杂化，有时唯有运用语言才能表达，画家于是开始在自己的画上题诗。
在一张有题诗的元画上面，其文字与图像的含义，由于书法用笔而被进一步拓展了。文字、图像与书法之间的多重关系因而构成了一种新型艺术的基础，在这种艺术中，图画与思想、具象与抽象浑然融为了一体。
在中国人看来，绘画是一种可以传达意义的表意符号，即所谓的“图载” 。按照公元5世纪学者颜延之的说法，有三种类型的图载：第一种是“图理” ，即为《易经》中的卦象，代表的是自然的法则；第二种是“图识” ，即为字学，代表的是观念；最后一种是“图形” ，即为绘画，代表的是自然形象。
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因为一种神奇象征的表意性力量源于符号的制作者，所以一件艺术作品，既可以看作该艺术家身体运动的留痕，亦可看作有活力但又和谐的宇宙平衡的一种表示，或者说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