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大师｜刘大杰：为中国文学史书写奠定重要里程碑( 四 ) |郁达夫|刘大杰|中国文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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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发展史》
听他讲课是艺术的享受， “学生们都怕下课，希望他讲得越长越好”
上海解放后，刘大杰来到复旦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组长、中文系代理主任等职。这是刘大杰人生中最后的也是停靠最久的“驿站”——他在复旦工作长达29年，直到1977年因病去世。其间，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是他学术工作的“主旋律” ，他多次主讲“中国文学史” ，还作过“唐代诗歌”和“红楼梦”的专题讲座。在复旦中文系，刘大杰的才气是有口皆碑的。若是放在今天，他一定是当之无愧的“网红教授” ，渊博的学识、出口成章的文采，让他的课总是场场爆满，深受学生欢迎。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的记忆里，“读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听大杰先生讲课，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讲建安文学，他从世积乱离的时代背景，讲到慷慨多气的文风，一直讲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倾倒，刘桢又如何以平视而获罪。讲课时，他能随口背出很多诗句，引用又恰到好处，令人折服。他讲《红楼梦》，也能随口背诵很多东西，就连黑山村庄头乌进孝上缴贾府的货物清单，他都能背诵如流”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欢章也曾这样回忆： “听大杰先生讲课，同学们都形成了一个心理习惯，就是怕下课，希望他讲得越长越好，以致他的课总是上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等在教室门口才不得不打住。 ”50年代中期他受邀到北京大学作《红楼梦》的专题讲座，听众极为踊跃，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学生们都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生动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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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
1957年，刘大杰因肠癌动了手术，元气大伤，以“断肠人”自嘲。但他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出版的著作有《〈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中国古代的大诗人》等，译作有屠格涅夫的《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并在各类报刊上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如《鲁迅的旧诗》《杜甫的道路》《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关于曹操诗歌中的人道主义》《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黄庭坚的文学批评》等。其中，“他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在国内最先针对把整个中国文学史归纳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提出质疑，在学术界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反响” 。（陈允吉，《刘大杰传略》）
中国古代文学的专题探索之外，刘大杰同样精进着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作为一位与时俱进的文学史家，他一直在试图学习先进的理论方法、寻找更为合理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进化论史观变得不合时宜，刘大杰开始反省自己先前的学术思想，力求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加上“看到了一些从前没有看到过的史料” ，这就有了之后他对旧著的反复修改和补充。 1957年，刘大杰出版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第一次修订本，但在当时左倾思潮影响下，这部著作不仅没有得到承认，反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但刘大杰仍在政治夹缝中坚守着自己的研究立场，上述提及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便是发表于这一时期。 1962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次修订本出版，相比初版，这两次修订使得全书的结构更加完整、材料更加丰富，如1957年版本就增补了之前忽略的“司马迁与史传文学”的重要章节，再如增幅最大的清代文学部分，从初版的5万字增至1957年版的8万多字、1962年版的20多万字，得到了显著的扩充。尽管初版中刘大杰最显才华个性的评论在后来的修订中已改为严谨规范的叙述，但在许多学者看来，与这前后多种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相比，刘大杰的版本仍然是最富个性的。 1983年，教育部将《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版本重印，作为全国高等学院文科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