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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大师｜刘大杰：为中国文学史书写奠定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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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档案】刘大杰（1904—1977），古典文学研究家。湖南岳阳人。曾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安徽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并曾兼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早年从事小说创作，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后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思想论》《〈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等。
他被誉为“20世纪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 ，其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一经问世，便被视为“文学史研究领域内具有系统性、成就最为突出的一部文学史样本，确定了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基本范式”；他又是作家，创作过大量短篇小说、剧本、旧体诗集；他还是文学翻译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施尼茨勒等多位欧美重要作家的译作都出自他手——这位文学园地里的“多面手” ，便是刘大杰。
文学园地里的“多面手”：从作家、翻译家到转入古代文学研究
1904年，刘大杰出生于湖南岳阳的一个乡村。和同龄人比起来，他的成长经历异常艰辛，他在自己的一部长篇自传小说《三儿苦学记》中有过记述：自幼失怙，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正规小学教育，小小年纪便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种过地、放过牛、做过童工，但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凭借着自强不息的“苦学” ，刘大杰考入免费的旅鄂中学，终于为自己的命运凿开了一扇窗。
但走上文学道路却绝非偶然，正如他所说：“母亲死时，我只有十二岁。她在秋夜纺纱的灯光下，教给了我两本书：《唐诗三百首》和《儿女英雄传》，在我穷苦的幼年，得到了文学趣味的培养。 ”（林冠夫、林东海，《缅怀与思考》）1922年，刘大杰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中文系。那时的高师中文系群英荟萃，有黄侃、胡小石、郁达夫等著名学者。在高师，除了研究汉赋、《文心雕龙》、唐诗宋词等“必修课” ，刘大杰对新文学更感兴趣，胡适之、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先生的文章和译文都是填充他课余生活的精神食粮。为此，他还被视为“新派” ，挨了系主任的一顿“教训” 。（《追求艺术的苦闷》）
在高师，对刘大杰影响最深的是郁达夫。郁达夫主讲“文学概论”和“小说创作” ，其中不仅有自己从事创作的切身经验，也介绍了国外新潮的文艺思想，对刘大杰很有吸引力。也正是在郁达夫的鼓励下，他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那是在进高师的第三年，当时从家里逃婚出来、手中一文钱也没有的刘大杰寄居在学校一间小房里， “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压迫的情绪，好像非写出来不可似的” 。于是，他以逃婚为题材创作了小说《桃林寺》，经郁达夫介绍，刊登于《晨报副刊》，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
青年时期，刘大杰创作的小说、戏剧作品有《昨日之花》《三儿苦学记》《她病了》《十年后》《渺茫的西南风》《盲诗人》等。他的创作充满着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并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被称为“问题小说” 。郁达夫在《青年界》上发表评《昨日之花》的文章，对他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予以肯定： “我看了刘先生的作品之后，觉得风气在转换了，转向新时代去的作品以后会渐渐产生出来了。 ”
在文坛里驰骋一阵，刘大杰意识到， “没有深沉的文学修养，没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想在文学上有什么大的成就，这是一件极难的事情” 。（《追求艺术的苦闷》）在郁达夫的鼓励和帮助下，他于1926年初赴日留学，专攻欧洲文学。在日本的六年让刘大杰系统性地掌握了世界文学知识，深入研究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福罗贝尔、左拉、萧伯纳等大文豪的思想和作品， “愈是读他们的作品，愈是爱他们，也愈是爱文学，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文学的决心，也就一天天地坚定了” 。他将研究重点转向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先后翻译了托尔斯泰的《高加索囚人》、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显克维支的《苦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屠格涅夫的《两朋友》、雪莱的《雪莱诗选》等世界文学名著，并撰有《托尔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国文学大纲》《德国文学简史》《表现主义文学》《东西文学评论》等专著。（林冠夫、林东海，《缅怀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