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大师｜刘大杰：为中国文学史书写奠定重要里程碑( 二 ) |郁达夫|刘大杰|中国文学|中国

早年的文学创作经历练就了刘大杰的一支生花妙笔，世界文学翻译与研究经历赋予了他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但这些都不是刘大杰最终的学术归宿，而是他转入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铺路石”——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所说： “刘大杰先生既有文学创作的丰富积淀，又有对新旧文学和东西文学的融通理解和透彻体悟，涉足中国文学史这一开垦未透的领域，他的文学才华和学术识见，得到了充分施展的广阔空间。刘先生晚年曾对友人说，他在涉足众多领域，最后转入研究中国文学史，才找到了‘自己’ 。 ”（陈尚君，《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回国后，刘大杰辗转于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职。抗战时期，滞留上海、处于半失业状态、生活拮据的他拒绝了一些学校要他讲授日语的聘请，潜心闭门著书。 30年代后期，因觉得“文学思想的发展，魏晋时代是带着革命的意义的” ，刘大杰对魏晋时期的思想流派及演变进行了专题探索，著成《魏晋思想论》一书；而后，经历数个寒冬酷暑的辛勤写作，终于铸就那部80多万字的传世之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941、1949年），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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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思想论》
理论特色、时代立场、个性化审美趣味，共同铸就了一座文学史上的丰碑
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学术地位，陈尚君这样高度评价：“博大深沉的刘著，正好为民国时期的文学史撰写，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发轫于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史学走向成熟，建立了重要的里程碑。 ”将时钟拨回20世纪初，自“文学史”概念引进以来，思考如何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相结合成为一代学人的努力——自1904年首部国人撰写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到刘大杰开始写作的20世纪30年代，林林总总的文学史版本已多达80多部。为什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看来，这部著作的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其“理论上的特色”： “在刘大杰先生之前，还不曾有人仔细和深入地研究过西方的文学史理论，并将之恰当地运用于中国文学史的写作。 ”其次是鲜明的时代立场： “在刘先生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与‘五四’新文学精神相通的东西，这是它最可珍贵的内容。 ”最后是刘著的“个性化特征”： “《中国文学发展史》正是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最能显示个人学术风格和个人审美趣味的一种。不仅语言富丽，叙述生动，富于感染力，书中的议论也每带有激情。可以说，史家的理性与诗人的感性在此书中是共存的。 ”（骆玉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复旦版）感言》）
晚年刘大杰曾谈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几本著作：泰纳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朗宋的《文学史方法论》，佛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展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但对这些理论的应用不是生搬硬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这些理论组织成为自己的体系，来说明中国文学的发展” 。受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学影响，他认为既然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那么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也必然是进化的。探讨造成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政治状态、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以及其它种种环境与当代文学所发生的联系和影响” ，是他所认为的文学史家的任务。可见，在刘大杰那里，文学史写作不是对文学史实的简单时序罗列，不是主次不分的材料堆砌，而在于“求因明变” ，寻找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样的文学史观超越了他之前的文学史撰写者，也为后来者确立了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