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小镇文学青年的孤独与创造( 六 ) |林培源|邓安庆|李静睿|格非

“写《不检点与倍缠绵书》的时候，我仍然写的是我自己，只是出现了大量贵州的地名。我写的是我内心最复杂、最真实的感受，或者是我在那个阶段的生活状态，我内心里面无声的呐喊和欢唱。它没有偏离我的写作兴趣，重要的是我写的‘我’ 。假如我当时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它就不是关于贵州的，是关于另外一个地方。 ”
对彭剑斌来说，文学里的贵州是一个不甚重要的配角，但在乡间与县城之间游荡的岁月，却持续不断地滋养着他的写作。回忆起那些偶然停留的小镇，他还能清晰地描述出许多细节：有时候倒霉地来到一个荒凉的县城，餐厅只能提供极其潦草又倒胃口的食物，垃圾桶散发出刺鼻的臭味，街边走过的人总是带着悲哀的眼神；也有幸运的时候，入住的旅店房间恰好没有任何可疑的污迹，吃完晚饭后还能去周围的公园里散散步，拜访完客户的时间，就全部留给阅读和写作。
距离第一本书出版已经过去11年，彭剑斌仍然是一个孤独的、游离在主流之外的写作者。这种孤独首先来源于他对于竞争的主动拒绝，少年时期彭剑斌最迷恋的作家是余杰和卡夫卡，后来他又喜欢上了美国诗人狄金森。彭剑斌觉得他们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太不一样了， “不管是余杰的抽屉文学，还是卡夫卡那句著名的遗嘱（‘我的遗嘱很简单——请你焚毁一切’），在他们创作的当下是压根没有准备写给后世读者看的，也不在乎别人会怎么评判他们。我可以写得跟周边人不一样，（我们）不在一个评判体系里面。我虽然身怀绝技，但是我不主动参与竞争。 ”
和许多不断投稿又不断眼看作品石沉大海的青年作家不同，彭剑斌从一开始就没有发表小说的强烈欲望。第一篇作品的发表是纯粹的偶然，文学杂志的编辑通过论坛认识、找上他，在那之后他也没有觉得“文学的大门从此向自己打开” ， “最大的收获就是拿了一笔稿费，因为发不发表对于我的写作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
就算是靠着写作小有名气之后，彭剑斌也鲜少主动结识作家朋友。他拒绝加入作协，没有搬去北京上海这样更大、机会更多的城市，甚至觉得比起“作家”这个身份自己更像是一个“文学青年” 。
“在北京的话，写作者太多了，你在那里会不够孤独，或者说你会太孤独，就是孤独得想死那种感觉。城市大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把中国的现实放得更大，可以说它是时代的窗口。但是对我来说，我没有那样的野心，我只是想写我的内心。对我小小的心脏来说，我觉得长沙已经足够大了。 ”
但长沙显然没有给彭剑斌带来太多写作上的灵感， 2013年因为工作原因搬去长沙以后，他就停止了写作。这显然不是他对于文学的主动放弃，而是诸多生活变动带来的蝴蝶效应。买房、结婚、生子，过去几年里，彭剑斌完成了世俗生活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性的大部分要求，写作变成被牺牲掉的那部分。他并非不想写，只是这个“心理健康、积极向上”的彭剑斌丧失了表达的欲望。慢慢地，他甚至对写作产生了一种畏惧感，常常一个晚上过去，连打开word文档的勇气也没有。
毕业后，邓安庆原以为可以从事一份与文学相关的工作，但生活没有一开始就把机会给他。邓安庆并未因此放弃对文学的渴望，这段时间的生活宛如一部重复单调的手持相机拍摄的纪录片，一个文学青年的打工记录，他的履历呈现出奇怪的阶梯式走向，从报社、广告公司，到培训机构，几乎盲目地做着各种类型工作的案头职业，成为作家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苏州，为一家木材厂写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