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小镇文学青年的孤独与创造( 五 ) |林培源|邓安庆|李静睿|格非

写《慎余堂》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女儿到现在也还是和丈夫更亲近，每每谈起这一点李静睿都觉得十分遗憾。她不知道这样的牺牲是否是值得的，因为她自认并不是可以为了文学燃烧生命的人。她敬佩那些“折损自己的人生送给写作”的人，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她也敬佩那些作家燃烧生命写出来的作品，譬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但事实上，她做不到这一切， “这也是一种天分，和真正的一流作家的差距就在这个地方。 ”她更愿意像王安忆在一篇采访中说的那样写作、生活：写作很好，婚姻也很好，两件事都有了就是特别好。
彭剑斌坐在玻璃书桌前，抬头望向窗外，黑暗中还能隐约看见菜地、一片小树林和稍远处层峦起伏的山。这是他在长沙市郊望城区的出租屋，每天下班后，从单位步行十分钟就能回到这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不用工作的时间，他就坐在这张玻璃书桌前读书、写作，身边的小书柜上摆放着最近计划要读的书。
这样的日子偶尔会让他想起在贵州跑业务的那几年，奔波于临近的县城之间出差，大巴车和小旅馆是大部分时候的容身之所。彭剑斌总是选择最便宜的小旅馆，再去车站找一个捡车票的老太太， 20块就能买下好多别人扔掉的车票。这些东西足够应付公司的检查，证明自己的确是在外跑业务。剩下的时间，彭剑斌把自己关在旅馆的小房间里，随便找几张零散的白纸或者小孩的作业本，半躺在床上写小说。
不需要出差的日子，他在晚上12点以后偷偷出没，在出租屋附近的网吧找一个没人的角落，把写好的小说敲到电脑里，再发到论坛或是博客上。有时身边突然有人出现，他就赶紧把写满字的稿纸藏到键盘下面，装作自己在打游戏。小说修改发布完毕后，彭剑斌会将手稿撕碎，全部丢到垃圾桶里。
那几年，写作对于彭剑斌就像是一个不断在躲藏与暴露之间转换的游戏。在贵州期间，因为客户对湖南人有偏见，彭剑斌情急之下将自己伪装成韶关人。三年里，他时刻小心，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每天像卧底一样小心翼翼。写作更是不能对外人谈起的秘密，父母、同事、老板、女朋友，没有人知道彭剑斌在工作之外坚持写作，这好像成为了独属于他一个人的、阴暗不见光的角落。
生活里的“不诚实”使得他像一个“暴露狂” ，疯狂地在文字里剖析自己。内心的矛盾与负罪感是那些年彭剑斌写得最多的题材：高考失利之后来自父母空前的道德审判，和精明的商人打交道时受到的折磨，以及在外人看来他被荒废和浪掷的人生。这种“暴露”是一种自我救赎，让他短暂地从现实世界里逃离出来，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掏给读者，尽管在那时他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阅读自己的作品。在写下这些作品的十年里，他都因为这种过度的“暴露”而感到羞愧，以至于他没有在自己的电脑里保留早年作品的文字底稿，就连出版的那些也是当年的读者替他从文学论坛上一篇一篇复制过来的。
彭剑斌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归为小镇文学或是其他类似的流派， “内心世界”是他唯一感兴趣的创作母题。《不检点与倍缠绵书》第一次出版时，编辑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副标题：回忆贵州的小县城；去年再版的时候，宣传语里出现了“贵州魔幻现实”这样的字眼，仿佛是为了迎合近两年来流行文化对于这个西南省份的追捧。有读者买来读完以后，愤怒地在评论里写道， “不知道这本书和贵州有什么关系。 ”彭剑斌理解编辑们为了卖书做出的努力，但又有些同情这些读者和他们“消费主义式的愤怒” 。这种同情里还夹杂着些许对于文学读者的失望：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读小说只是为了从中了解现实世界，而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的内心世界毫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