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小强|我读韩羽《我读齐白石》 | 我读齐白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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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牡丹》北京画院藏
《白石老人自述》是一本极薄的小书。虽薄虽小，我却以为，这是走近齐白石最重要的一本书。罗家伦的话讲得好，“这是一篇很好的自传，很好的理由是朴实无华，而且充满了作者的乡土气味”。他甚至以对《史记》一般的态度讲，“最动人的文学是最真诚的文学。不掩饰，不玩弄笔调，以诚挚的心情，说质朴的事实，哪能不使人感动？”
罗家伦文章的末尾，记叙其长清华大学时与陈师曾等几位朋友访过白石老人，对白石老人张贴画的润格颇有反感；读了这篇自述，他见识了老人为生活艰苦奋斗的情形，才将这反感“消释于无形了”。
一部字数不多的自述，让暮年的罗家伦（作这篇感想时他已六十六岁了）时隔三十多年（其1928年长清华大学，1930年辞）才觉出了白石翁的“好”。不过，他认为的“好”，是自述中读到的白石老人的艰苦奋斗，是其反复说的自述文字的真诚与白石老人为人的厚道。于白石老人的艺术之美，罗家伦却持有保留赞美的态度，“至于他说他的画‘学八大山人’冷逸一路也不能说是到家。八大的画笔奇简而意弥深；白石殊有未逮。白石画常以粗线条见长，龙蛇飞舞，笔力遒劲，至于画的韵味，则断难与八大相提并论。但在当今，已不容易了！”
其实，一个“不容易”，是无法概括白石老人艺术成就的。也许，这仅仅是历史学家罗家伦跨界对艺术家齐白石的见仁见智的独特理解。不过，如果真是要道出白石老人绘画艺术的“好”，却真真正正还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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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容易”，我以为只考验着如我一般喜读书而不懂作画的艺术爱好者。殊不知，这个类似的问题也一直纠缠着如韩羽先生这般的艺术家。最近，从韩羽先生处“讨”来一册他的新作：《我读齐白石》，卷首“小引”便是：“‘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是我读白石老人画作时必兴之叹。”如此看来，韩羽先生也长期地苦苦琢磨着白石老人绘画的“好”与“好处”。他继而又说：“叹之，复好奇之，横看竖看，边想边写，有冀觅其端倪；断断续续，记之如下，以莛撞钟，能耶否耶？”于文学创作、水墨艺术均有非凡实践和杰出建树的韩羽先生，如此彬彬自谦，如此孜孜以求，让我这个白石老人艺术的爱好者，对他的这本小书，也有了欣欣然的特别的期待。
要说“好”，确乎是应有一个“尺度”和“标准”的。在《我读齐白石》的“跋语”中，韩羽先生对白石老人的“定位”是从他对中国绘画艺术史的理解开始的。他以自己“杂七杂八的印象”，把中国绘画史分为三期：远古时期“类似现下的装饰图案”的“纹样绘画期”；秦汉至宋元时期，“存形莫善于画”，“明劝戒，著升沉”，描摹客观物象，记录现实生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到了明清时期是第三个阶段，绘画的教化功能转向欣赏功能，画家自我意识升阶入室，由“我描画别人”改换为“我描画我自己”，“聊写胸中逸气”。韩羽先生认为，“西方，也大率类此，只是说法不同，对第三个阶段，他们命曰‘现代派’，我们名曰‘文人画’。”关于中国绘画艺术史的分期，郑午昌所著《中国画学全史》（由黄宾虹作序、被余绍宋视为“实开画学通史之先河”，1929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分作“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其中“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如若合并，即是韩羽先生所谓的“教化功能”时期。而最早激赏、鼓励、提携白石老人的陈师曾所著的《中国绘画史》（1922年济南讲座记录，1925年济南翰墨缘美术院初版），其“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的分期与划代则与韩羽先生几乎完全一致。此外，陈师曾还有《文人画的价值》的专题文章，考究起来，韩羽先生关于文人画的体认与其观点近乎是同气相求的：“画中有我”意味着“人”的觉醒，意味着画家“自我”表达的强烈愿望：既求物象之形神兼备，更强调画家之“自我”与画中物象融为一体。我所举郑午昌与陈师曾的观点，确乎想说明，韩羽先生的艺术史观断不是他所言的全凭“杂七杂八的印象”。他的观念与郑午昌、陈师曾的不谋而合，恰可证明他的“尺度”与“坐标”的合理。正是在中国绘画史的坐标上，正是在对文人画价值的确认下，历时数百年间，真正地体现了“既求物象之形、神兼备，更强调画家之‘自我与画中物象融为一体’的完美作品”，韩羽认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明末的人物画家陈洪绶，一个是现代花鸟画家齐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