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四 )

现代：敢变趋新，面向现实人生
杨海明的词学研究，启示我们理性地对待自己的学术之路。
杨海明说他是一位“过渡型”研究者，既是自谦，更是理性。杨海明从王国维、唐圭璋、龙榆生那些前辈学人中获取了“营养”和精神，同时也理性地思考了他们的学术历程，从而寻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研究个性，并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研究风格。杨海明对待词体研究的立场和为现实人生的研究价值观，甚至词心、词境、词史等一些观念的形成最初主要是从王国维等人那里来的（详见杨海明《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可见，杨海明的现代词学观的形成渊源有自，是继承了第一代词学者的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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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明手稿。陈国安提供
所谓“过渡”，便是要从“传统”走来，再向“现代”走去。也许我们对杨海明的词学研究的总体印象是“现代性”的，但是杨海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自己的学术实践的最初阶段是非常传统的，如他的《张炎词研究》以及张炎词编年、选注，再如点校王沂孙的《花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自然新注《宋词三百首》也当算是很传统的研究。这些研究，除点校之外虽都有了现代词学研究的样态了，然而，这却更让我们看清楚杨海明传统词学的“来路”。他对于词学研究坚持“推陈出新”。“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前人词学研究的遗产，把‘根’深深扎在传统词学研究中；另一方面，却不能墨守成规，而要以现代先进的文艺科学来指导这种研究工作，是指面对今人和面对未来。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尤有以后一方面更为重要。”（杨海明《词学研究之展望——对今后开展词学研究的管见》）正是因为这样的立场，所以杨海明认真而专注地实践着这两方面的词学研究，尤其重在后者的研究，所谓“过渡”，重在走到“现代”去。
走到“现代”去！这里的“现代”包括什么呢？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价值观的追问。杨海明认为，现代应该包括：现代学术、现代社会、现代人、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因此他提出现代词学要坚持“活文化”研究。他说：“第一，词学研究的进步，是跟着时代的步伐一起向前。第二，词学研究的不断‘新变’，又与中西文化的交融密切相关。”现代学术受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势不可挡，一味地回到传统的园地研究古代文学，一定步履维艰。所以坚持把词作为一种“活文学”来研究，在现代社会的现代人的现代生活中激活唐宋词，这才算是“过渡”了的研究。所谓“过渡”，指的还是研究不局促、不封闭，“杨氏词学厅堂”不是一个封闭的屋子，而是一座厅堂，欢迎从前门进来，也很愿意你参观闲坐之后能从后门出去，再去别的房馆，参观也好，建造自己的亭台楼阁也好。杨海明的研究心态如同他坚持的宏观研究一样，是很开放的。其实，“杨氏词学厅堂”的价值正在于此，后来者要到现代词学院落中来，或参观赏玩，或自建房屋，一般都会经过这一座“杨氏厅堂”，一般绕不过这一座“杨氏厅堂”，但是一定祝福其“越”过这一座“杨氏厅堂”。
走到“现代”去！这是杨海明自己定义“过渡”作用的一种努力。他把自己的词学研究最后的落脚点“目标”设定为现代人的生活，从1997年开始，以《唐宋词与人生》为标志，他重新定义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价值观。他把学术研究成果的读者群扩大了，从《唐宋词纵横谈》，由纵的“史”和横的“词（人）”谈开去，就是写给那些一般的阅读者也能作普通消遣的。其后的《唐宋词趣谈》《宋词三百首新注》就是写给普通人读的；而《唐宋词与人生》则雅俗共赏，普通人可以获取心灵的享受与慰藉，研究者能够得到新领域的启发和“诱惑”。杨海明还认为，学术（词学）研究要关注现代人的生活，“尤其应该关注当代青少年读者，为大中小学校的素质教育出力效劳”（杨海明《关于词学研究的若干随想》）。他还和马亚中、朱永新教授联袂主编了《中华传统文化读本》（浙江古籍出版社）。总之，杨海明对自己词学研究的价值观定位是面向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教育生活、学术生活和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