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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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明与弟子合影。陈国安提供
专注：不跨出唐宋词领域一步
杨海明词学研究给我们的启发，首先是他对研究对象的思考。
大概杨海明是新时期以来很少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学者，他除了有限的几篇唐宋词学以外的论文（如宋代散文两篇和关涉清人词与词论两篇），所有的论文都是以唐宋词为研究对象。他撰写的诗词比较的文章，无论是微观具体到某一作家，还是宏观的文体特质探讨，都可以看出杨海明对宋诗是有极为丰厚积淀的，但是他几乎没有写过一篇专论宋诗的论文。我们还发现，杨海明几乎没有诗词创作，几乎不填词。杨海明给自己的定位是“新旧时期转型阶段的一位‘过渡型’的研究者”，固然有他一贯谦虚态度使然，但我更多的是体会到了他内心的无奈与遗憾。1964年，杨海明报考夏承焘先生的研究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没能被录取。直到1978年，他才师从唐圭璋先生攻读硕士，毕业之后分配到苏州大学任教，那时他已人到中年。时不我待，年龄的紧迫感让他懂得了舍弃，他舍弃了填词写诗的创作，也舍弃了除了唐宋词之外的其他研究对象。他为了“打一口深井”，拒绝了其他水源地的诱惑，这是需要有惊人的克制力和勇气的！我想，他忍住脚步不跨出唐宋词领域一步，固然有周遭研究小环境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来自自己清醒的定位和极为克制的取舍。三十年，在唐宋词这二万余首作品中来回穿梭，在那数以百计的词人内心之间来回揣摩，一遍遍地还原唐宋两代那数百年的一幕幕场景，把一处复杂的富矿盘点得清清楚楚，他打出了一口涌出源源不断清水的深井。这对我们这代的研究者来说极有警醒意义，我们面对的诱惑太多，我们“假装的兴趣”（其实现在研究者的兴趣背后更多是剑走偏锋的猎奇和快出成果的躁动）太多，我们对宏观研究的夸大情绪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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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明（右三）与唐圭璋先生（右四）等在一起。陈国安提供
杨海明认为，未来的词学研究，坚持“本体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学者以唐宋词为研究对象，首先要对本体——词体——有极为深入而又丰富细腻的研究。词体的研究基于词作与词人，但杨海明认为词作与词人的研究更要指向词体。文学研究首先要对研究对象的文体作“文学的”研究，杨海明从风格学入手，深入到词体美学风貌，以“史”的视野来论述，于是，不同质地的一粒粒珍珠被串成了珠链。文学本体功能更多在抒情，杨海明紧紧抓住这一文学（词学）的大门钥匙——“抒情性格”——去打开唐宋词的内在的文体风格的美学世界。文学研究若没有进入文体内部探索“（词体）奥秘”，则就多在隔靴搔痒，终隔了一层。
对待研究对象有清晰的边界也有多元的视角，这也是杨海明对研究对象的思考给我们的启发。唐宋词与唐宋诗是一对姐妹，研究“词妹妹”以“诗姐姐”为参照，似乎最能把问题说清楚。比较异同不是目的，发现“词妹妹”的卓越风情和独特成长经历才是关键。“词妹妹”每一个成长的转型处，哪些作家出过怎么样的力；“诗姐姐”如何影响着“词妹妹”成长的过程……研究者要能不断对研究对象的本体产生好奇，要“提高对这种‘文体’研究的重要性和趣味性的认识”，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新鲜的观念性意义。对一个人的研究，杨海明也是坚持多元化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大有要把此人看透的意味。如对苏轼，先后发表的论文有：《略论苏轼在宋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1982）、《论苏轼词的思想深度》（1987）、《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1989）、《苏轼：睿智文人的人生感悟与处世态度》（1997）、《从苏词看苏轼的人生感悟与处世态度》（1999）、《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2003）和《试论宋代词人享乐心理的雅俗分趋——以柳永、苏轼为例》（2004），其他著作中的相关论述还不在其中。这是多元研究视野中对苏轼的“全景扫描”，若把这些论文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关于苏轼词研究的小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