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中的伪行动和伪审美，学者：灾难美学不应该被提倡( 四 ) |崇高|卡罗尔·麦格拉罕

与此相应的是，受难者的灾难心理会形成“灾民意识” ，对政府和外界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他们一方面需要物质的帮助，另一方面需要专业的心理安抚。 [8] 灾难心理学显示，电视媒体和网民经常对受难者说“你不要哭，要坚强一些!” ，其实这类仅凭热情的爱心流露和不恰当的心理干预通常适得其反，毕竟受难者也需要通过适当的哭泣或其他异于常人的举动来宣泄积压在心中的苦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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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媒体虽然报道了灾情，公众也表达了自己的关心，但这种“关怀”是变形了的、虚假的，从侧面让人感觉到人性的荒谬：“抽象的同情，具体的冷漠” ，仿佛只是旁观者的“一种从注视或倾听中得到的强烈快感的经验”[10]358 。事实亦确乎如此。
这是美学和伦理学的分歧，也是美学与社会、政治的复杂纠结所在，更是灾难美学自身的悖论。
三、消费灾难：灾难美学的意识形态麻痹及其反理性本质
美学与社会、政治的特殊而复杂的纠结，在灾难美学现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灾难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贴上了中国特色的标签：灾难美学的中国形态。
笔者将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灾难美学的第一个表现形态称之为“灾难美学的中国形态” ，自然是受到了唐小兵的启发。所不同的是，笔者更强调灾难美学是一种现象形态而不是一种理论话语，因为灾难美学本身，就是值得质疑和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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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廓清的是，灾难美学的“崇高”问题。不难发现，张法和麦格拉罕一致认为灾难美学是崇高的，但两人的论述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张法认为，灾难这个美学意象可以经过艺术的表现使人领略崇高，然后达到心灵的反思与净化。在他这里，灾难美学到底是什么似乎被悬置了。
事实上，麦格拉罕是美国科罗拉多那场洪灾和火灾的亲历者与幸存者，因此她的立场是双重的，一方面她站在学者的角度思考灾难与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以受难者的切身感受来直面灾难，旁观者看待灾难与受难者亲自经历灾难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从这个角度说，灾难美学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灾难为美学提供了反思和基础，不幸的是灾难确实为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痛苦，而这一点她和张法的观点截然不同。
尽管如此，麦格拉罕的崇高式灾难的论述因缺乏人为灾难的维度最后与张法的看法一样，尚不足以使灾难形成一种新的美学形态。
其次，是对灾难美学现象的一个政治伦理考察。由于灾难美学的主体远离灾难，虽然表面上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关怀，实际上却是一种自私的“静观主义”[11]，即没有任何实际有效行动，仅仅以舆论“采取行动”（伪行动——笔者注），始终与客体保持着一个区隔距离。
阿伦特将人的身份分为物理身份（physical identity）和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5]141 ，物理身份在网络平台这个显现空间中不需要显现出来，言说和行动成为审美主体彰显个人身份的方式。通过这种充满快感和激情的彰显，公众在感性的氛围中一味地沉浸在感伤之中，且高高在上地同情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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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道德狂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行为主义， “哪里的人越多，人们就越倾向于整齐划一的行为，越不能忍受与行为模式不符的表现。 ”[5]28所以一旦灾难发生，随之而来就是网民的集体祈福。如果某个明星在灾难发生之后没有发布与灾难有关的微博，网民会集体出动进行辱骂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