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真实的吴昌硕！( 三 ) |书法|行草书|顾麟士|草书|苏州

1911年吴昌硕定居上海后，书法步入晚年的成熟阶段，其行草书受金石篆籀的影响非常明显。在不断临习《石鼓文》的基础上，悟出书法贵“纯质”的道理，并认识到自己“卅年学书欠古拙” ，于是强抱篆隶作狂草，将金石风骨融入行草书中，用笔、结字从险疾复归平整，使其行草书更有篆隶笔法的遒劲与凝重，即所谓“以锥划沙”的效果，从而达到“势疾”与“意徐”完美统一。如浙江省博物馆藏1919年所书《怡园会琴记卷》，故宫博物院藏庚申（1920）年春分书赠姚虞琴的诗札，天津博物馆藏甲子（1924）端阳画《红梅》上的题款。此时的行草书已不再如中年时以笔速的迅疾来达到“排山倒海”的效果，而是于古拙之中彰显豪迈之气，将阅尽沧桑的人生感悟化入笔端，因此内涵更加丰富，真正做到了人书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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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枉顾礼
这批写给顾麟士的尺牍，每封都行笔流畅，一气呵成，毫无造作之气和摹仿痕迹，大部分信札的笔法特征与中年行草书“纯任自然”的风格完全吻合，因此从书法角度可以肯定为吴氏中年时期的真迹。其中有几封信已带有晚年书法的特征，如《枉顾札》（图1）[ 本文所引吴昌硕致顾麟士的每一通信札的名称，皆取自信中两、三字所定。下同，不注。 ]、《笺候札》（图2）等，属于从中年向晚年转变时书写的信札；又如《致顾麟士七律诗札》（图3），用笔端庄沉稳，款署“大聋” ，则是典型的晚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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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笺候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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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笺候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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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致顾麟士七言诗
此外，从信中行文的特点和异体字的使用上，也与吴昌硕的习惯相同。其语言是典型的吴氏表达方式——谦逊、朴实、诚恳、直率，我们在读这些信札时，会明显感到这种行文风格。在信札书写中经常使用各种异体字，也与吴氏习惯相同，这种现象在他其它的作品中经常见到。例如“篆”字，信中多写作“瑑”字，《倪画札》：“倪画绝竗，惜瑑（篆）字不佳，病在笔底无力也。藉呈鹤翁。弟缶顿首。 ”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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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倪画札
《教益札》：“从事笔墨，未能走聆教益，怅怅。《孔季将碑》瑑（篆）耑不称意，易生纸写之，似稍胜，乞哂入。 ”
又如“梅”字，信中写作“某” ， “洋”字，信中写作“羊” ，
《十二羊札》：“册叶与杨某（梅）同奉，画劣，十二羊（洋）牵入，惭媿惭媿。 ” （图5）
《青藤札》：“青藤画容细读。拙画某（梅）为常熟沈公周兄取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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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十二羊札
按：“篆”与“瑑”、“梅”与“某”、“洋”与“羊” ，古字皆通。吴昌硕不仅书写篆书，而且通晓文字之学，因此在书画作品中经常以古同音假借之字替代日常习用之字。上述通假之例又复见于吴氏其他作品中，如他所画《凤仙图轴》[ 图见《吴昌硕作品集·绘画卷》第二十二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 ] ，上题篆字“得时亦自媚，吴昌硕灯下瑑” ，便将“篆”写成“瑑”；所画《梅花蒲石图轴》和《冷艳图轴》，上题篆书诗句中“梅花”皆写成“某花” ，盖“梅”字在古篆中只有“某”这种写法；又如他写给好友沈公周的信札中，有“濠叟篆屏四幅，幅仅廿七字，索直十六羊”一句，也是将“洋”字写成“羊” 。这种现象在清代篆书书法创作中经常见到，这既可使书写相同字时有所变化，又可显示书写者的文字学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