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 四 )

从中国历史看，中国士人的乡愁真正以乡村为主导，要到隋唐推行科举制之后。这种选官制度使大批生活于乡野的士人有了出仕做官的机会。少年居于乡村，做官后移居城市，构成了他们的人生路线图，由此也使乡愁与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立起稳固的关联。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则成为相关诗文表达的标配。当然，隋唐以后，士人的返乡仍然不过是一种情感态度，而不是真正让自己重新生活于乡村之中。他们在欲望层面难以舍弃都市生活的繁华，所以只好让精神世界在“滚滚红尘长安道”与“田园将芜胡不归”之间往复摇摆。当然，相应的解决方案也随之出现，这就是将乡村记忆置入都市，在城市红尘之中营造“城中村”，即园林。据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园林营造，之所以在隋唐以后进入文人园林主导的时代，它的远因是科举制，中因是大批乡野士人进城做官，近因则是对乡村的回望主导了士人的情感世界。与此比较，中国早期乡愁的表达之所以更多是城市性的，即更多关乎旧国旧都的废墟感，原因无非在于隋唐以前的中国政体基本上是贵族政体。这些贵族靠门第世袭做官，一代代居住于城市，根本没有乡村经验，其乡愁必然以城市或城市的废墟化为主导。据此也不难看出，看似微末的乡愁，在中国历史上其实经历了从早期城市中心向后来乡村中心的迁移，而这种变化则根本奠基于古代国家选官制度塑造了新的权力主体。
城乡模式与城城模式
乡愁作为情感表达是直观的，但它背后却潜隐着社会政治变革的强大促动，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认识中国当代社会的乡愁性质也是重要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中国社会再次巨变的时代，城市化步伐加快，传统乡村文明日益递变为城市文明，这种社会巨变必然重塑人们的乡愁。比如，我们的父母当初因为读书或做工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生活，他们是有乡村记忆的，但他们在城市繁衍的子孙会日益对农业性的故乡缺乏概念，对于他们而言，所居住的城市就是他们的故乡，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乡愁模式，必然会出现重大变化，即从“城→乡”模式转化为“城→城”模式，所谓原乡记忆更多是对原生城市的记忆。由此我们也不难从这种城乡之变中体会到巨大的历史感，即中国早期的乡愁是城市性的，中期的乡愁是乡村性的，而从目前开始，则开启了一个以城市为本位重塑中国乡愁的新历史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新问题就出现了，即当代中国城市建设能不能有效承载中国人的乡愁。比较而言，传统乡村因为自然环境的独特以及建筑形式的多元，往往具有高度的可辨识性。或者说，像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落叶一样，天下也没有两座相同的村庄。但现代城市不一样，它的建筑基本上是同质化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复制，几乎千城一面，这就必然导致乡愁寄寓对象的模糊，甚至容易让人产生无家可归之感。这也意味着加大现代城市形象的可辨识性，在单向度的空间展开之外添加上时间、历史和人文的深度，将极为重要。或者说，让城市变得更个性、更人文、更有历史感和地方感，将是它成为乡愁寄寓对象的必备条件。
这进而也就涉及理想城市或未来城市的建设问题。一般而言，现代城市的产生是从西方19世纪开始的，它与传统城市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方式，即从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转换为现代的大工业生产，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环境污染。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将当时的西方城市称为“焦炭城”，正是在讲冒着黑烟的工厂对城市的污染问题。据此可以看到，一座宜居的城市，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生存乃至呼吸问题，它需要有良好的空气质量和自然环境。但好的空气和环境显然不是理想城市的全部，它的更深层的目标应该是精神性的，即让人从中获得家园感和心灵的归宿。如上所言，在这一层面，它涉及的最重要面向是时间性的，即为空间展开的城市植入历史和人文因素。说一座城市能留得住乡愁，无非是指它留得住自己的历史，并以物化的配置使人的记忆有所凭依。就此而言，一座有效承载人乡愁的城市，首先应该有配得上它的体量和声誉的博物馆，其次应该有历史文化街区，第三应该有富有历史感的建筑，第四应该有反映其区域特色的方言、饮食和礼俗等。以上种种作用叠加之下，这座城市才是富有情感深度和精神厚度的，它也才能通过空间和时间、现实与历史的交互并置，变得真正立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