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 三 )

乡愁的圈层
一般而言，乡愁是围绕着个体的情感经验被建构出来的，似乎只关乎个人的经历，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乡愁的意义绝对不仅止于个体，而是对民族共同体整体有效的情感。比如在中国学术界，人们今天往往爱谈一个问题，说世界各大文明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断裂，乃至消亡，只有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从中国历史看，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这种恒久的维系自己文明的能力，显然不是因为私人性的对历史的回望，而是在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形成了这一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共同记忆。今天，人们习惯于将中华民族称为文化共同体，认为文化价值共识是让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但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民族共同记忆。或者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共同记忆的文化共同体。比如，对于汉民族来讲，人们共同认为炎黄是最古老的祖宗，河洛或者中原是民族的祖地。由此，个体性的关于历史的回望，就最终汇入到整个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论述之中。中国文化的乡愁，就是在这种民族共同记忆中得到了奠基。当然，也正是有这种民族性的乡愁在，中国文明虽然代有变化，但总体上保持了历史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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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钦州市浦北县乐民镇金康村，小朋友在镶嵌着老物件的墙前玩耍。新华社发
由此看来，中国式的乡愁是一个既基于个体记忆又不断外向放大的概念。在核心处，它指向血缘，即从对父母的牵念中获得关于乡愁的最原初经验；其次是父母所居之地，即父母所居，便是故乡。以此为背景，它进而被放大为亲族和家国概念，放大为“四海为家”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甚至最终被解构为“此心安处是吾乡”。以上序列使乡愁成为一种圈层式结构，它愈趋于中心愈浓烈，愈趋于边缘愈淡化。这是人从血缘共同体逐步迈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以普遍理性克服情感本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价值逐步让位于群体价值和人类价值，诗的逻辑逐渐演变为哲学的逻辑。但显然的问题是，人愈趋于理性和哲学化，也就愈益导致个体的情感无处安放，并由此生发出无家可归的虚无感和悲情意识。或者说，当一个理性主义者或哲学家要宣称自己没有故乡，他就需要有足够坚硬的心肠，否则，人在情感领域对某种归属的需要，就会不断在理性的甲壳之下滋生出来，以至让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对此，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于表现出了对诸多对立问题的协调和兼顾能力。比如，它既敬畏神明，又对神明敬而远之；既讲形上形下，又讲化而裁之；既尊重理性又推崇合乎人情的常识，既重视父母之孝又重视兄弟友爱、家国之忠以至天下情怀。这是一种“既要……又要……”的情感多元生发模式，它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化，也使乡愁表达充满弹性。所谓中国人乡愁的圈层结构，正是指它在个体、宗族、家国、天下之间往复摆荡的特征。
乡愁中的城乡
乡愁与家乡有关，与个人的童年经历有关，与民族的起源有关，但是乡愁所指向的对象却未必是乡村。在中国历史上，城邦、城市同样可以承载乡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认为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其基本社会单元是家族、是村落，但事实上，这种乡土中国的文化和权力中心依然在城市，体现出城市统摄乡村的鲜明特点。1991年，何兹全先生曾在其《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上古中国是一个城邦社会，“国”的本义就是城市，早期形成的国家是城邦国家。城邦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许多重要人物，可能从来没有乡村经历，他从出生开始就是生活于城市的，城市就是他的原乡。这样，他的童年记忆就不是乡村记忆，而是城市记忆，他的乡愁也无关某一个远方的乡村，而是从当下生活的城市指向曾经生活的城市。这样，乡愁就未必和“乡”相关，而是一个关于往昔生活的隐喻性表述。至于它的对象是乡村还是城市，并不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早的乡愁诗往往是城市性的，如箕子的《麦秀》、《诗经》的《黍离》以及屈原的《哀郢》，均与作者曾经生活的城市有关。《庄子·则阳》讲“旧国旧都，望之畅然”，也是以废墟化的城市作为情感的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