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悲惨世界》为何永不过时( 二 ) 法国|观众|雨果|舞台剧|连演

至此，这改编算是相当成功了，但它并没有走出法国。五年后，英国金牌制作人卡梅隆·麦金托什跟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联合制作推出英文版，不是法国原版的翻译和照搬，而是动了很大手脚，歌词几乎另起炉灶重写，并且达到了类似桑德海姆歌词的超高水准。是这个英文版冲向了世界，成为一艘现象级的文化巨轮；法国词曲作者把它视为官方版本，之后法国上演的法文版是从这个英文版翻译回去的。
伦敦西区的这轮演出一直到2019年，总共13000多场，成为全球戏剧史上单轮演出场次最多的大型音乐剧——只有两部戏单轮场次超过了它，一部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西区话剧《捕鼠记》，另一部是纽约外百老汇的小剧场音乐剧《异想天开》。
讽刺的是，当初的伦敦剧评界集体看走眼，当地权威报纸说它是“缺乏睿智的人造娱乐” ，是“用维多利亚式奢华堆砌出来的维多利亚式狗血剧” ，文学界更是看不惯娱乐业碰瓷他们的伟大经典。然而，观众看了喜欢，他们感动了，流泪了，原本只定三个月的戏，愣给演了34年。除了伦敦的旗舰，还有连演16年、共6680场的百老汇首轮，以及数不胜数的世界各地版、巡回版和学生版，全球演出场次共约5万场，光是正式发行的录音就达40多种。
《悲惨世界》的文学内核
我最早欣赏该剧是在32年前它开始美国西部的首次巡演，一向轻松欢笑对待音乐剧的我居然看得泣不成声；多年后看电影版仍会潸然，但泪点却变了，从感情充沛的场景移到了一些深沉之处，尤其是迪捏主教。相比之下，我观赏多个英语和法语影视版时，最强烈的感受是情节的诸多巧合及感情放大后的失真。
原著的宏大既是优势，也是障碍。改编者不可能什么都抓，只能截取各自认为重要的元素，而这能直接影响改编作品的定位和境界。雨果原著有大量历史背景，全部搬上银幕或舞台，只有熟知那段历史的观众才能避免晕眩。故事高潮那场巷战，很多西方观众误以为是法国大革命，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有人看成了巴黎公社；其实，那既不是1789年的第一次法国革命，也不是1830年的第二次法国革命，更不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是1832年的六月起义，仅持续两天，若不是大文豪写进名著，早就淹没在历史洪流中了。
音乐剧版并没有深入探讨保皇派和共和派的具体主张，但它提供了拉马克将军之死这根导火索；对于普通观众，只要区分热血青年和反动势力就能抓到要点，无需历史基础。最激动人心的一首歌《你可听到人民的歌声》基本上是架空的，可以用于任何同类事件，而背景知识较集中的歌，比如学生们在咖啡馆唱的《红与黑》，出现了“圣母院”等多个地名以及“国民卫队”等指涉。可以说，越是涉及具体细节的歌曲，越像承担叙事功能的歌剧宣叙调，也越难以脱离故事而广泛流传。这种化繁为简或高举轻放的方式通常带有外人视角，即在超量的戏剧信息中捕捉能广泛引发共鸣的重要元素，放弃或集中处理难以快速消化的繁琐细节。
还有一处也能说明该剧（及该片）的取舍：一般人都记得主角冉阿让是因偷窃一块面包而坐了19年牢狱，你若细听第一首歌词，会发现最初判刑是五年，后来因为逃跑而不断加刑。这仿佛是为了堵杠精们的嘴而加入的细节，也就是说，这故事可简可繁，你可以只抓提纲要领，也可以从某几首歌的字里行间还原大量小说内容。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文化传播中一对重要的矛盾——普适与特异，前者为了扩大抵达群体，后者为了提升质感。这个戏绕道英国走向世界，其中的秘诀是更好地拿捏两者之间的平衡，让路人观众一举抓住要点，让原著党和戏迷不断探索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