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平安批》：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 四 ) |陈继明|平安批|郑梦梅|小说

到达暹罗之后，怀揣着浓重的中国文化传统伦理的郑梦梅一身懵懂，闯进了鱼龙混杂的南洋地带，他“下南洋”的经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平顺。然而从首次出海在船舱上的言行举止、营救猪仔时正义凛然的道德关怀、替人写批时流露出来的道义才情等，郑梦梅内在的品质已经有所显露。而他人生的转折，出现在宋万昌对他的接纳与后来的赏识和托付之后，郑梦梅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宋万昌看重的是郑梦梅的品性和品格，故将暹罗和汕头的产业分给了作为接班人的郑。值得一提的是，郑梦梅并没有辜负宋万昌的重托，他身上的传统伦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脱落，而是在历史大势中不断形成更为坚韧而珍贵的国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从而完成了新的精神蜕变。 1937年成为郑梦梅生命的重要转折，是年，正是他50大寿的日子，却冒着生命危险婉拒了日本领事馆的富田书记官的来访，不仅如此，他随后与陈光远、陈阿端、林阿为、蔺采儿等友人，全力支持抗日，挺身而出保卫家国。 1939年汕头沦陷，郑梦梅们更是多方奔走，为危难中的国家民族鼓与呼，誓言要救中国于水火。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他历尽磨难，也目睹了友人的牺牲和民族的苦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郑梦梅与蔺采儿重返曼谷成为华侨。随后因怀乡回国， 1977年在汕头辞世。而围绕着郑梦梅等人的流离辗转的，始终有“平安批”的所在。
总体而言，小说呈现出一种物之史与人之史的合一，更准确地说是个体史、家族史与物质史的三线交叉。小说写的是潮汕人“下南洋”的奋斗史与心灵史，这在以往并不鲜见。然而以“平安批”为中心与轴心，牵出人世和国事，既往的小说很少涉及这样的题材，尤其以长篇叙写的方式，写一种物，由物及人，进而写情叙史，更代表了小说的独特性。 “‘物’的存在与发抒不仅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关键，而且成为人物主体的精神表喻，成为主体之间的情感维系和伦理中介，其本身的形态、属性、本质兀自得以凸显，同时也蓄积着精神与文化的价值。从而使得‘物’与文本世界中其他的要素相互并列，发挥自身的作用力，在文本内部的平等与民主之间，形成新的合力，构筑出合乎文学内在逻辑的话语系统与艺术机制。 ”4具体说来，小说里面写主人公郑梦梅秉承和守持着那种可贵的德行、道心、情义，与此同时，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又始终护佑着他历尽时地变幻。从国内“下南洋” ，到抵达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异地生存扎根下来，在战乱中辗转流离，经历战火纷飞的生灵涂炭、生离死别，郑梦梅始终怀抱传统的意绪和情结，最后无论是寄居海外心系祖国，还是回到国内建功立业，这寄寓在他奋斗和生命的百年沉浮，同时也映照着现代中国的革命史以及文化传统的重塑史。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人物主体身上的文化传统，与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国族意识、家国情怀相互渗透，甚至置于世界性的视阈里，重新印证其有限性与有效性，也于百年中国的时间洪流中，淬炼与析出了自身的新义。小说着墨较多的，是郑梦梅等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大义，他联通他的家族、他的友朋，或隐或显地在抗日战线上奋争搏斗， “曼谷批局联合会也紧急开会，担任会长已经多年的郑乃铿建议，各批局印制新的批封和信笺，在批封和信笺上印上‘抗日救国’‘敌忾同仇’‘抗战到底’‘抵制日货’‘坚持到底’这样的标语，或者刻成印章，盖在每一封批信上。另外，乃铿还建议，国难当头，唐山志士舍命，番畔侨胞舍财，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所有侨汇，无论多少，都要抽出百分之二作为个人捐款，由批局在受理时代收。凡是捐过款的，批封上盖一个‘批捐’的小印章” 。值得注意的是，人物身上的意气情怀，是附着于作为物质的批封和信笺上的，而后者指示的是一种生活与交往的方式，是代表着伦常、道义和情愫的文化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