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样|复制的纹理——从战国织锦看中国交织的早期原理织锦|动物纹|经锦|凤鸟

1982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被认为是古代中国“机械”提花最早证据的“舞人动物纹锦”，此织锦纹样宽度横跨整个幅宽，达到49.1厘米（面料幅宽为50.5厘米），高度却仅有5.5厘米，是一个由7组图形串联而成的完整纹样，拥有此类“宽”幅纹样的织锦在两汉以前的古代中国并不鲜见，其纹样的构成与尺度及在色彩供应上所使用的方法，是古代中国特有的经向显花工艺所赋予的。
本文聚焦战国时期出土的织锦文物，从交织的技术原理与织造工具的机械可能出发，在探讨早期中国织物纹样的设计方法时，关注交织技术对于纹样设计的促进与限制作用，期望通过战国织锦的纹样设计与技术原理的分析，观察先秦时期中国织物的文化与艺术成就。
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文物实证的缺乏，国际考古界普遍认为，中国先秦时期对于经纬交织的技术掌控，应仍停留在最原始的需要依靠手工进行挑经穿纬的阶段。对于此类质疑，仅仅拥有先秦时期的织物实证并不足够，需要拿到确据年代的技术证据方能自辩，然而直到今日，在图像（如壁画、帛画）、实证（如织机、工具）、文献等方面均未出现能证明先秦时期已具有提经机械的直接证据。幸运的是，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种主要用作紟面和衣物缘部的三色锦——“舞人动物纹锦”，它的织纹及其纵贯面料的一系列不断重复错位的局部纹样，成为了证明战国时期中国织造技术能力的有力旁证。
就现有文物实证来看，人类对于纺织技术的摸索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独立发现并广泛使用蚕丝技术的古代中国而言，类如“舞人动物纹锦”的战国织物既是纺织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坐标，也是理解古代中国纺织技术长期保持先进性的必要桥梁。
一、织错未改的“舞人动物纹锦”
由动植物纤维交织形成的纺织面料因其有机质属性极难保存，除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的半个蚕茧外，直到商周时期，也仅余一些残损印痕。
20世纪50年代前后，长沙子弹库楚墓、陈家大山楚墓、仰天湖楚墓及河南信阳楚墓等墓葬陆续丰富了先秦纺织、服饰的图像、造型信息，而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以下简称马山一号楚墓）更是出土了迄今为止保存情况最为良好、工艺规格也最为完整的战国时期随葬织物，对于纺织议题的相关研究意义重大。
1.织错的舞人动物纹锦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各类衣物、衾被中，刺绣面料均用于衣物袍面或衾被主料，而织锦除“凤鸟凫几何纹锦”、“小菱形纹锦”、“E型大菱形纹锦”及“舞人动物纹锦”在袍面或衾面出现外，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所有织锦（包括上述4种）都主要作为领、袖缘等边饰用料，各色织锦在色彩上整体也以棕色为底，比之刺绣用色要显得暗沉，在装饰上起到“压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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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错织，在今日看来若非考古绘图的一一摹绘，并不容易发现，毕竟织物已暗黄糟朽，但这一“隐藏”的错误，却又是中国古代织造技术得以正名的重要证据。若按照以往学界的猜测，即先秦时期的中国在织造花纹时，是通过手工挑经穿纬而得以交织的话，那么对于织手来说，这种错位的问题即便出现一两次，也应该不会在同一纹样的相同位置不断重复出现，由此来说，从交织技术的角度来看，此“舞人动物纹锦”的织造必然是通过一个预先设定好的、只能机械重复一种“命令”的装置来辅助生产的。2.错织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