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审视《梅艳芳》中的多个细节：从剧本到图像处理，究竟表现如何？细节|观众|香港|梅姐|图像|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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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部电影成功到某个程度，它就会变成社会学事件。」
影评人出身的法国导演杜鲁福曾经这样说。无论从票房成绩到社会效应，《梅艳芳》已是香港的社会学事件。
电影票房七天破二千万，很可能成为今年最卖座港片，成为话题之余，戏院频传拿纸巾擦眼泪的声音，不少观众入场一看再看。但同时，电影亦引来批评。有人不接受电影叙述梅姐事迹有重要遗漏，亦有影评人说电影技法平庸，人物刻画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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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传记电影仍是「剧情片」，对事实从来是选择性呈现、戏剧化处理，不一定要把人物「还原」，而就算是纪录片，也其实是对真实的建构，但无论如何，跳过1989年及梅妈，梅姐的传记的确有欠完整。另外，电影叙事亦颇平淡，描绘的梅姐没有超出大众一向对她的理解，亦没有从她的故事去提炼更多思考。
如此情况，很容易堕入一种论述：评论人能看穿电影的问题，观众则是缺乏判断力，纯粹沉醉在电影的情怀中。这种精英论调，是讨论流行文化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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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梅艳芳》中的多个细节：从剧本到图像处理，究竟表现如何？
谈论《梅艳芳》，不能把它看成纯粹的电影文本，而是要把它视为杜鲁福口中的社会学事件。电影引起轰动，因为它切中了社会情绪，击中了大众的「感觉结构」——这是Raymond Williams创出的概念，指的是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之中，社会上很多人共有的情绪与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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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多年来，梅艳芳的意义在各种论述中早已超越星影星：
在2003年底去世时，很多人都把她的一生结合整个香港的社会、文化、历史——关锦鹏说她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马家辉称她的传奇写下香港「殖民史的下半部」，陶杰说她是「香港品牌」，标志着麦理浩时代的社会流动与八十年代的生命力，还有报章社论（如《明报》）称她代表了「香港精神」。最广为流传的，则是「香港的女儿」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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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宣传策略结合了以上论述。电影公司深知拍梅姐传记不易讨好，早在公映半年前就开始宣传，起初备受质疑。转折点是三分钟的国际版预告既显示大制作规模，也浓缩梅姐传奇一生，再附送荔园、妙丽及利舞台等旧香港地景，成功挽回观众信心，更有人说「睇预告已经喊左」。之后推出的制作特辑讲CG重构旧香港，强调集体回忆，更吸引了大量本来不会为「梅艳芳」三个字入场的潜在观众。
再来，黄子华说电影是香港少有的「史诗式」电影，陶杰说电影的男主角是香港，再次制造一种期待：入场既是看梅艳芳，也是追忆香港。长达几星期的优先场成功形成口碑，旧景物再加上从《心债》、《坏女孩》到《夕阳之歌》首首金曲，让观众满足地从梅艳芳回看昔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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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同时连接着过去多年来的《金鸡》系列、《岁月神偷》及《打擂台》等本土题材的怀旧电影。怀旧从来不只是关于过去，而是反映了当下社会的迷惘——越是不安，越想逃到过往。同时，电影对2003年的描绘亦映照当下：当年的环境与低迷的社会气氛，令今天观众投射了很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