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纪念︱钱伯城谈八十年代的出版热( 三 ) 陈寅恪|文章|伯城|上海市|文史

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是我们同行，当然关系密切，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我每去北京都是必去的，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并通过他们，为我们出版社扩大了与学术界的交往。
我们感觉当时出版的重点是在资料的汇集、整理，知名学者旧作的再版，以及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国内原创的学术著作相对较少，是这样的吗？
钱伯城：“文革”以后，知识界曾为“读书无禁区”一句话受到鼓舞。我记得这句话是周扬经历了“文革”劫难的痛定之痛后最先说的。殊不知思想还是有禁区的，出版也是有禁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限制着出版社老总们的头脑。直到2005年上海主办的全国书展，评选出“十大好书”推荐给读者。我做过一次统计，并写过评论，登在《北京日报》上。这“十大好书” ，翻译国外的就占了七种，中国的仅占三种，而中国中台湾地区的又占一种，且全是旧著重印。这也基本反映了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的情况，目前恐怕也没有多少改观。虽然不能把责任全归之学术界或出版社，但也不能以为全无责任。 “文革”期间的学术停滞固然是事实，其实是由来已久。
按照现在的标准看，那时的出版也不是很规范，比如不与作者签出版合同，对图书的宣传营销也不重视，员工收入与出版社经营的好坏也无关，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八十年代出版的图书质量比较高。那么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可以算兴盛吗？兴盛的原因在哪里？
钱伯城：那时确实不怎么规范，一般就是给作者写信约稿，作者答应了也就不签合同了。对图书广告也不怎么重视。我有一次到北京组稿，到人民出版社见社长范用先生。我对他说，三十年代的图书广告写得太好了，短小精炼，让人一看就想买，现在都见不到图书广告了。范用先生马上翻出一摞三十年代广告的复印件，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在住的招待所里写出来，用笔名“辛雨”登载在《读书》上。后来改革开放后在长沙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范用先生还把这篇文章作为导言，连同许多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图片一同印成小册子在会上散发。
当时图书做广告的情况确实不多，登一次要一两千块钱，很多编辑都觉得图书登不登广告无所谓。我们社还是坚持了，每月在《光明日报》登广告介绍新书，至今未曾中断。现在许多出版社已重视书籍广告，《中华读书报》上常有大幅书籍广告。但不大讲究文字与要点，有的仅有书名而无作者名，有的翻译书仅有作者名而无译者名，有的一上来就是社长或总编某某“率全体员工”如何如何，居高临下，连一点起码的礼貌用语也不在意了。
至于八十年代的出版兴盛，我看只能是相对而言。十年浩劫刚过，万物复苏，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有一股干劲，出版就上去了。
九十年代不少出版社都曾陷入困境，与八十年代比起来，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钱伯城：我看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出版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流的转型过程中，无法适应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的要求。说得坦白一点，过去中国的出版社，以国家的名义、政府的名义，一个号召，知识分子无私奉献，低稿费、低报酬，一部部大型书籍就出版了。现在虽然国家对大型出版物也有不少补贴和支持，但是不少钱都用在会务费、差旅费上，底本费也越来越高，作者真正拿到手的稿费还是比较低的。第二是出版社的老总们似乎还应增强一点出版理念。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社为例，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就是那个年代出版社的代表，各以开一代学风、引领学术潮流为己任。在全国大省市分设二三十家分馆、分店，商务印书馆且以每天出一本新书号召，并在《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上每天登一大块由名家推荐的“每日一书”广告，真正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我们今天出版社有那么好的环境和条件，也要有这样的雄心大志就好了。当然，有些问题也不能全怪出版社，主管部门应该给出版社宽松、宽容的环境，对出版社要松绑，少点规定。我觉得现在对图书的审查愈紧、愈密、愈严，这并不是好现象。如果给出版社充分的自主权、主动权，它们是能做出很多大型的好书的。比如中华书局的校点《二十四史》、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已出齐一百种，这些大型图书都是出版社靠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地做出来的。